一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成了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当地县吏顾英的。据说这个顾英不只是陈寿六一个人，而是“害民甚众”。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顾英绑起来，手持皇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20锭银钞（大略相当于今天几千块人民币），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然后，皇帝下达谕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于是，陈寿六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成了直接归朱元璋领导的御用农民。

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上千万类似案例中较为突出的一例而已。洪武十八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几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一至四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会立刻收起威风，点头哈腰，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

这是因为，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在此之前，泱泱大国上千年的历史里，给百姓们捉拿污吏权力的政策还从来都没有过。朱元璋的这一规定，可谓是石破天惊。

关于这一新政策，朱元璋还有不少补充条款。

譬如：他担心百姓们抓污吏上京，当局会拒绝给他们“路引”（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所以，《大诰二编》有规定，百姓们没带路引出门，将治地方当局以重罪―又补充说：凡是或者是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关于这个“上访”政策，朱元璋不只看到了贪吏这一面，同时也注意到了官员。所以他还补充道：“各地方的廉洁官员，能够为百姓造福的，当地百姓肯定知道。这些清官、好官，如果被恶人中伤诬告，栽赃陷害，朝廷一时失察，朕允许当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上千人，岁末的时候一起到京城来找我，向我当面详细奏报。朕必然做到为善者嘉奖，为恶者严惩。”

最后，朱元璋说，如果天下百姓们肯按照朕的话去做，一个幸福美满的新时代就触手可及了，“即岁天下太平矣”！

二

在颁布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这个帝国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大批大批的官员们都倒在了他雷厉风行的肃贪风暴之中，被逼无奈，他甚至动用了剥皮实草的酷刑。

但效果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贪风依旧炽烈。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大诰》里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上面。

古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何况是赋予了他们“造反”的权力。朱元璋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他早年艰辛的颠沛流离有些关系。他曾在登基之后写诗回忆了那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在诗里，他如此描述：“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御制皇陵碑》）那些栖身于古寺、荒野，饥肠辘辘，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必然在他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许多个前路茫茫的深夜，巨大的无助感紧紧地咬啮着他，对生存的恐惧像毒蛇一样在他心里嘶嘶地吐着舌头，这个时候，他总不免会想起自己伶仃一人，想起那些阴阳殊途的亲人。许多个漆黑死寂的夜晚，朱元璋肯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过自己命运如此多舛的终极密码，而最终的思路，也总不免定格在那几个字：、……

历代王朝开国前几十年，留在史书里的形象基本都大同小异：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百姓富足。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治”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譬如文景之治（汉文帝）、太康之治（晋武帝），再譬如开皇之治（隋文帝）、贞观之治（唐太宗）。然而，朱元璋的洪武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例外。几十年漫长的战乱之后，大局初定的洪武年间，似乎遍地都是贪官。这当然不是因为洪武时代道德陡然坠落到历史的谷底，开皇、贞观年间的世风，与洪武年间的世风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对于贪污腐败，朱元璋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隋文帝或者唐太宗。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皇帝，而且许多年里一直都是和的直接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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