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魏晋时代的木简，大多数是从古楼兰遗址，所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为斯坦因等及我国西北科学家考察团先后在楼兰故址及其周围的地区内发掘出甚多的木简。
　　这时的书迹与前代的简牍书比较，就是带有波折的隶书，几乎完全灭绝，而行揩、行草、草书为多。从其遗迹中可以充分证明现代传世不多的魏晋法帖或墨迹，如钟繇宣示力命、陆机平复，以及王羲之诸帖，都是可以互相印证。魏晋时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灾难深重。于是灵魂不散、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佛教得以大为流行。开窟造像、镌刻铭记和颂扬佛教的丰碑应时而起，写经祈福的活动盛极一时，这些活动客观上给书法的普及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外，北魏龙门造像铭的镌刻、规模巨大的泰山《金刚经》等，也都给书法艺术发展史留下珍贵的遗迹。

　　简牍研究文章目录

　　在我们所熟知的纸张发明前，简牍是人们最常用的文字载体之一。在3 千年前的甲骨文、金文中屡见不鲜的“册”字便是把若干竹木简用绳编联的形象。虽然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的,但最保守地估计,以简牍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人们俗称之为“简牍时代”。
　　与简牍同时并用的还有帛书。但由于它比较昂贵，通常只用于抄录重要的书籍和文件，而不像简牍一样广泛流行于社会，同时也不像简牍般地大量再现于现代考古。
　　当然简牍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其他国家也都曾有过使用木质书写材料的历史。已见实物出土者如日本奈良的平城宫木简，韩国咸安城山的山城木简，英国文德兰达出土的罗马时代木简，意大利的庞培、海尔卡拉姆及瑞士的文德奈萨木简。因为英国的文德兰达木简出土地点与中国居延汉简的出土环境类似，同属于屯戍遗简，故被我国学者称之为“英国的居延汉简”。 　首先拉开中国近百年简牍大发现序幕的是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和斯文・赫定。1900年，斯坦因经印度政府批准开始进行中亚考察，其中涉及我国的考察有3次。第一次考察始于1900年5月, 1901年1月抵达尼雅并发现40余枚汉文简牍及524枚卢文木牍，这是20世纪简牍百年发现史的起始。第二次考察始于1906年4月， 1907年深入敦煌，发现1千余枚简牍。斯文・赫定曾进行过两次中亚考察，其中第二次始于1899年，在1901年至楼兰发掘时，获36张汉文纸文书及120枚木简。
　　此时关注中国简牍的还有日本的大谷探险队。该队于1908年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1909年抵达新疆库尔勒。考察队年轻队员桔瑞超在前往楼兰古城途中，于该城西南50公里处意外发现了海头故城（当时曾误认为是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故城），获得木简5枚，纸文书39件，因所载内容与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有关，俗称“李柏文书”。
　　上述外国人发现简牍的考察报告见于斯坦因《塞林提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尽报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文・赫定《1898―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及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等。虽然这些考古发现的功绩被冠以外国人之名，而就这些发现整理成就卓著者当属国人王国维与罗振玉，其所著《流沙坠简》至今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外国考察队在中国发现的数批重要简牍，已被悉数掠走。
　　中瑞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居延汉简”，但这批珍贵的实物却因战火而辗转海内外。
　　1927年，中国与瑞典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当年，中方团员黄文弼于额济纳河畔的葱都尔捡得汉简数枚，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1930年，考察队再次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瑞典籍团员贝格曼率队在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公里及布肯托尼至博罗松治约60公里间，共对32处遗址进行发掘，开挖了586个坑位，其中20处463个坑位共出土简牍1万余枚。由于这是20世纪上半叶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曾震惊海内外。但简牍的整理、收藏却屡遭磨难。
　　1931年5月，万余枚珍贵简牍运抵北京，最初是由中国学者马衡、刘半农及瑞典学者高本汉、法国学者伯希和进行清理。1934年刘半农去世后，劳干、向达等学者先后加入。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清除附土，按出土地点进行编号、拍照及做初步释文。此时，日寇侵略之战火已逼进北京，简牍整理工作被迫暂停。日寇入侵时，汉简的原版照片两次被战火所毁，幸有马衡和劳干各自保留的不完整的照片尚存。

　　为保存简牍实物，在沈仲章、徐森玉、蒋梦麟、袁同礼、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居延汉简终经天津、青岛转运至香港，暂藏于香港大学。1940年，这批简牍再远渡太平洋运至美国，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由胡适经手，居延汉简运至台湾。1999年我曾赴台访问，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见到了这批历经劫难的简牍。令人欣慰的是，其保存状况良好。

　　居延新简有新篇：发现大批成册的公文

　　然而居延汉简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居延发现了万余枚汉简，但毕竟那时的考古发掘条件有限，不可能穷尽那一带的地下古代遗物。因此，当时光进入到70年代，再次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72年，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部门组成的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开始了全面的考古调查。1973―1974年间，考古队分别对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肩水金关等3处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简牍19000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1976年，该队又对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开展调查，获木简173枚。1982年再赴甲渠候官遗址复查时，获简20枚。上述调查与发掘先后历时10年。
　　与半个世纪前居延汉简的发现相比,这次考察的范围更广,重点发掘的遗址皆按严格考古规范进行,每个考古挖掘点都划出探方,在文物出土的地点、层位、断代、编缀等方面都取得了系统资料。这不仅有利于对简牍的整理、研究，亦对再现汉代烽燧的面貌，提供了远比以前清晰和准确的资料。
　　为了有别于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整理者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称之为“居延新简”。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内容为大量成册的公文。据何双全先生的初步统计，成册者达340余，其中完整者46册，欠完整者218册，残缺较甚者80余册。
　　由于成册的简牍有许多是出于甲渠候官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第22号房舍遗址内，所发现的近900枚木简，包含从王莽天凤至建武初年间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发掘者认为此舍应为当时的档案室，否则不会如此集中地收留有这么多的公文册。

　　中国古代有两部著名的兵法著作，一为《孙子兵法》，一为《孙膑兵法》。若没有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和孙膑其人，将永远被埋没。　

1972年4月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1号墓出土近7500枚，2号墓出土32枚。1号墓墓主姓“司马”。“司马”亦是当时一级军官的称谓。按当时以官为姓的风尚，墓主本人或为军官，或为军事爱好者，或为军官后代，三者必居其一，故随葬了许多兵书及与军事有关的占卜书。　　

　　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为了结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司马迁在《史记》里载孙武是春秋时人，孙膑是战国时人。孙武有兵书13篇，即现存的《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即《孙子兵法》）82篇，图9卷，《齐孙子》（即《孙膑兵法》）89篇，图4卷。但在《隋书・经籍志》以后再也未见《齐孙子》的记载，说明《齐孙子》至晚在隋代已失传。后人多怀疑孙膑其人及其兵法的存在，或认为孙武与孙膑本为一人。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但这一观点实际是否定了《史记》、《汉书》中关于孙膑自己有兵法著作传世的记载。而银雀山竹简的出土，使失传1000余年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得以重见天日，关于两部兵书的猜疑和争论自然消散。
　　竹简本《孙膑兵法》含《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等篇，其中前4篇记孙膑与齐威王的问答，可确定为《孙膑兵法》本文。第5篇以下各篇文首皆书“孙子曰”，但文体风格与《吴孙子》13篇及其佚书皆不相类，此“孙子”当指孙膑。但这些篇既可能是《孙膑兵法》本文，也可能为其佚篇。

　　一大批有关秦汉法律的竹简出土，使大学里法制史教材中有关秦汉法律的简略介绍变为厚重的篇章。耐人寻味的是，很多极富史料价值的简牍并不是出于豪官大墓，相反，凡是涉及重要制度及重大事件的史料多出自小型墓葬，而墓主生前大多为从事文秘工作的史官。

　　以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为例，这是一座小型木椁墓，墓主名“喜”，在秦始皇时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据医学鉴定，死者年方40余岁，墓中随葬大批法律文书，正是墓主生前常用的。出土简牍1200余枚，其中《语书》一编14枚，前半部是秦南郡守腾于公元前227年四月颁布的教戒文告，告示各级官吏严守秦法；后半部列举良吏与恶吏的种种表现，号召吏员去恶从善。墓主视这份文书为座右铭，被捧在腹下右手侧。置于棺内的还有《秦律十八种》201简、《效律》60简、《秦律杂抄》42简、《法律答问》210简、《封诊式》98简等。在这些秦简发现以前，中国法制史教材中有关秦代法律制度的介绍比较简略，随着对这批秦简整理研究的深入，秦代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它为我们重新认识秦代遵循法家所倡导的“一切皆有法式”的治国理念，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亦为小墓，墓主执掌文秘，随葬简牍主要是法律文书，仅律令简就有500余枚。篇幅达200余简的《奏谳书》是有关疑难案件的报告。另外还有汇集数学问题的《算数书》，属于兵阴阳书的《盖庐》及两种医书等。

　　由于以上所见秦汉律令资料皆未见诸于史籍，它对探讨中华法系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已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荆楚出土的战国竹简古籍，多为迄今所见最早版本，其篇章结构、次序及行文与今本有显著不同。以往楚墓出土的竹简大多为随葬品清单――遣册，近年的发现却有较大突破，许多墓中都出土了不少与研究哲学思想有关的战国古籍，其中较典型者为郭店楚简。

　　这批简出自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墓位于南距楚古都纪南城约9公里的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楚国贵族墓地群中，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从遗存的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杯、漆奁的形态及纹饰看，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其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墓土竹简804枚，字体有明显的楚系文字特征，典雅秀丽。所含古籍有2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为儒家学说，其中不少与今本的篇章结构及次序有较大差别，文词也不尽相同。如简本《老子》甲、乙、丙3种，不同于已知的各种传本，所据本当更早，对我们了解战国时期道家的源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简本《缁衣》内容与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相似，但章序有较大差别，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两相比照，简本所据显然较今本更原始，从各章间意义的关联看，简本章序也比今本合理。
　　1994年初，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1200余枚战国楚简，内容涉及80多种古籍，含儒、道、兵、杂诸家学说，其中多数为佚书，少量见于传世本。据说其中《易经》是迄今所见最原始的版本；《诗论》谈及孔子对诗歌的见解，亦未见传世本。还有一些诗歌风格与《诗经》相似，但非《诗经》，很值得研究。有关彭祖的言论，不少属首见。

　　从其内容看，这是一批异常珍贵并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简牍，但由于它们是因盗掘流失，而非出自严格考古发掘程序，不仅出土时间和地点都不明确，而且其本身所蕴含的大量考古信息也都丧失了，这让目睹这批珍贵简牍的学者都备感伤心和遗憾。所幸这批简与郭店楚简内容有相同之处，二者尚可相互参照。

古丝路要道上发掘出大驿站，贵客使者东来西往之实录尽在简牍中

　　80年代末，我曾随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何双全先生驱车至河西走廊考察，听敦煌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介绍，在安西与敦煌交界处的公路边有一处遗址，不时有零星简牍出土。我们赶到时，尚见箭镞及五铢钱暴露地表。遗址位于一山口扇面形坡地上，因山口处有一眼泉，故地名叫甜水井，汉代时叫悬泉。1990－199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

　　　遗址规模较大，主体及附属建筑占地达22500平方米，这是汉代的悬泉置，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重要驿站。发掘出土遗物7万余件，大多为小件残损者，最常见的是生活、生产用具及陶片、麻纸、皮革、丝织品等，而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简牍，总计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即有23000余枚，以木质简牍为主，竹简很少，另有制书、纸文书及墙壁题记。
　　　据简文内容显示，悬泉置设有置、传舍、厨、厩，设啬夫各领其职，是建立在河西丝路要道上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行政建制相当县级。由于简牍中保存了大量的通行证“传”，过往人员的基本状况便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记录在案的通过驿站的人员首先是西域诸国使者和宾客，他们频繁往来于本国与长安之间，队伍庞大，费用开支甚巨。另外还有因公赴敦煌或西域的中央朝廷、各地政府官员、公务人员等，而数量最多的是商人及流民。据简文所见，从长安而来者，皆经中央朝廷审批；从敦煌出发东行者，至少经郡太守批准。简文中还有大量的诏书及各级官府的通行文书、律令、司法文法、簿籍、私信及典籍等。从简牍中可以看出，凡过往人员可按官职级别乘用传车及享用膳食。

　　由于简帛皆为当时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国古地理学的研究尤为珍贵，并可纠正传世古书中的诸多错讹。
　　在使用简牍的年代，还时兴以精致的素帛抄写典籍，以体现使用者和收藏者的高贵身份与地位。1972―1973年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马王堆汉代贵族墓群，在大量精美的漆器、丝织品等文物面世的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内容极为丰富的帛书和简牍。帛书出土于马王堆3号墓东边箱的漆盒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宽幅帛上，然后折叠成长方形，放在漆盒下层的格子里；另一种写在狭幅帛上，以长条木片为卷轴卷起，置于两卷竹简下。帛书上的文字有10余万，涉及古书40余种，内容包罗万象，包括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养生治病等。如果将这些内容写在竹、木简上，必然要占很大的空间。
　　由于简帛皆为当时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国古地理学的研究尤为珍贵，并可纠正传世古书中的诸多错讹。据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可知《汉书・地理志》所载“海曲”为“海西”之误，“祝其”为“况其”之误，“于乡”为“干乡”之误。又据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汉书・地理志》中的“池头”当作“沙头”。于豪亮先生据居延汉简所载，指出：“《汉书・地理志》东郡有畔观县，没有畔县。畔观显然是畔、观两县，后代抄书的人误抄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县了。　

　　另关于楚国的地名，史书记载较少，而包山楚简所涉及，东有邾、郯、越异等，北有下蔡、陈、新都、宜阳、鲁阳、安陵等，南有鄂、随、邓、阴、安陆等　　

　　另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质《地形图》和《驻军图》，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地理学的认识及制图水平。《地形图》的主区范围为当时的长沙国南部，地图上标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等，已具备现代地图所见的基本要素。《驻军图》除标有与上述《地形图》相同的要素之外，还署明4支军队的布防、指挥中心、军事设施、防区范围等，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军事地图。
　　自简牍时代及刻版书籍广泛应用以来，史籍中不乏对简牍的记载，如公元281年在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墓出土有数十车竹简，计有《纪年》、《易经》、《易繇阴阳卦》等75篇，俗称“汲冢书”，这是古代简牍发现数量最大的一次。另在汉景帝、北魏、北周末年、北宋末年等，都有成批简牍出土，但遗憾的是，古代发现的简牍实物无一能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简牍出土批次与数量最集中的当属20世纪这百年，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百年来，中国出土简牍共100多批次，发现简牍总数在20万枚以上，其中仅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一次出土的三国吴简即有10余万枚（参见本刊2001年第9期）。同样值得欣慰的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发掘出土的简牍被视为珍贵史料而被妥善保存、整理和研究。相信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类似长沙走马楼吴简的重大考古发现，还会层出不穷。而这些埋葬于地下的珍贵史料，将为现代人了解历史的细节，提供翔实际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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