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周易》的“变通”观念清晰而明确地表达了《周易》的运动性、生命性特征，更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体现了《周易》中蕴含的生态关怀。“变”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创生性、丰富性和可持续发展性；“通”则通过对“变”的发展与延续，对“穷”的超越，对“利”与“文”的追求揭示了生态“为人”而更需“人为”的本质。“变”“通”结合，体现的就是作为生命第三种状态的“生生之境”，即是生态。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周易》的这种生态关怀是整个中华文化生态性的集中体现，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变”   “通”   生生之境     生态   
     
    《周易》是“六经”之首，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它不仅率先建构了中华民族思维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的许多观念更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乃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理路。任何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都不能不读《周易》。 
    《周易》之“易”有三：变易、不易、简易。简单的六个字，概括出整个宇宙运生转化的全部玄机。它们可以说是《周易》的精神之所在。三者之中首当其冲的变易精神更是《周易》的主旨。《周易》的英文译名就是《The Book of Changes》（《变化之书》）。这种变易的精神既潜在地体现在《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中，又以明确的“变”“通”观念加以诠释，它们不仅表征着生命的创生与繁荣，更以一种独特的视角看待着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生态世界。本文就试图从“变”“通”观念来一窥《周易》所蕴含的生态关怀。 
     
    一、《周易》中的“变”“通”观念 
    《周易》以阳爻（――）和阴爻（― ―）两种符号排列组合而成八卦，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从而演化出整个宇宙。无论是以科学的眼光还是以美学的眼光来看，《周易》六十四卦都是一个极其和协和完美的系统。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周易》的卦与卦，爻与爻之间存有着内在的变通规律，正是这种变通规律支撑起了整个《周易》体系。 
        “变”与“通”一方面内在地蕴含在《周易》（尤其是《易经》）每一卦的六爻以及六十四卦卦与卦之间的周流不止，变动不居的规律中；另一方面又外在地表现在《周易》（尤其是《易传》）对这种内在变动规律的表述中。 
    就前者而言，《周易》之“变”多表卦画的变易，《周易》之“通”多谓爻象的推移无阻。 
    《周易》之“变”有符号层面上的变，所谓：“爻者，言乎变者也”，这是阳爻和阴爻在位置和数量上的变化；有意义层面上的变，这是指卦的吉凶祸福发生的变化。两者在本质上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这种“变”的观念揭示出：《周易》是一个“符号（卦象）――意义（吉凶）”的对应体系，这一方面是由《周易》本来的“占筮之书”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易》之“变”是有指向的，其“符号――意义”的对应变化关系直接贯穿有“天人合一”思想。 
    其中，卦象（即符号）的变易得之于宇宙四时的变化，即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而爻象（即意义）的变易则直接指向人事，即所谓：“圣人观卦设象，系辞焉以明吉凶。” 
    这样一来，《周易》之“变”就是得之天地而指向人生的，正如六十四卦每一卦中天、地、人三才所预示的那样，天地人相互沟通，天地之“变”与人事之“变”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周易》的“卦象――爻象”系统即是沟通两者的桥梁。 
    《周易》之“通”则多在内在机制上起作用，爻与爻之间的转换不是随意的，卦与卦之间的推移也不是无序的，这都得益于《周易》内在的“通”的机制。 
    和“变”一样，《周易》的“通”也有符号和意义两个层面的运用。 
    《周易》在符号系统上的“通”是卦象与天地之象的交通，而在意义系统上，“通”则表示卦辞与人事吉凶的交通，作《周易》者正是借用了六十四卦这样一个既“不易”又“简易”的“符号――意义”系统将天地四时的轮回同人事吉凶的预兆连通了起来，组成了颇有意味的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 
    综合起来看，体现在卦爻之间的这种“变、通”反映了空间的和时间的两种变化。每一卦中的爻位的变化主要体现空间的转换，正所谓阴阳易位，物象流转；而卦与卦之间的变化，又是一种时间上的推移，如《系辞上传》所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在《周易》看来，天地是最大的“象”，而四时更替则是最大的“变通”，人的活动的物理空间没有超出天地，人事吉凶的变化也不会超越四时变化的规律之外。穷尽了天地的变化，明晓了四时流转的规律，人就可以把握自身的吉凶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这是从外在的方面来考虑，从内在的方面来讲，由于《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直接与人事的吉凶祸福相联系，经过《周易》解释的天地、四时已经不再是寂寂然自生自灭的存在，它们因为带上了人的色彩而亮丽起来。人与天地自然可以和谐地交流交感，化而为一。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充斥于宇宙间而又特别体现于人身上的那种生命的气息。在生命的意义上，人可以与天地相交流相融合。 
    《周易》中除了在《易经》的卦与卦、爻与爻的关系中体现“变、通”外，还在《易传》的文字中直接表述了《周易》的“变、通”观念。     
    《易传》中涉及变、通的地方颇多，例如：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阖户谓之坤； 辟户谓之乾；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变通莫大乎四时。”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易传》中这些对“变、通”的表述与我们在《易经》中看到的卦爻之间内在的“变、通”观念是一致的，是对前者的概括和发挥，两者可谓相得益彰。我们可以从这种表述中直观地看出《周易》“变、通”观念的全貌和它们发展的可能之路。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周易》的生命本质。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书”，它最先明确地将“生”作为主旨张显了出来，将生命作为天地间最为可贵的本体来加以赞颂。郭沫若先生曾说：“故言‘有无’、‘始终’、‘一多’、‘同异’、‘心物’、，而不言‘生’，则不明不备；言‘生’。则上述诸义足以兼赅。易不骋思于抽象之域、呈理论之游戏，独揭‘生’为天地之大德，万有之本原，实已摆脱一切文字名相之网罗，且直探宇宙之本体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周易》不仅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命作为天地最为伟大的品质推举了出来，而且在众多的卦象、爻象中也涉及到了这一母题，阴阳爻的交感变化产生了生命，在对阴阳爻运动的有限性的克服中，这种生命得到了持续和发展，又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中走向繁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易》中天地、人物、社会都是一个大写的“生”字。“生”是易理的根本。 
    然而，《周易》的智慧并没有止于此。 

   二，“变”“通”观念与生态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书，更是一部生态之书。《周易》有言：“生生之谓易”。我们知道，单纯的静态的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存在是“生物”；动态的，创造和产生这些生物的过程是“生产”；进一步言，超越动态与静态，将“生物”和“生产”和谐而圆满地融合于一身的则是《周易》所主张的这种“生生之境”，这可以说是生命的第三种状态，也就是生态。 
        《周易》之所以将“生生”作为“易”之本旨，而不是仅仅是生物或生产，就在于单纯讲生物或生产都不是对待我们这个世界所应有的态度，单纯讲生物，可以体现对现有生态环境的关怀，但无法对其发展做出把握和回应；单纯讲生产，可以说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就生态环境来看，一味地强调生产无异于自我灭亡。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拥有了强大科学武器的人类创造和生产了比过去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可以说人类已经在借助科学技术“改天换地”，“征服自然”。虽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83页）但是，他的预言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近几十年来，当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时，人们才不得不认真审视和思考生态危机这个问题了。这可以说就是单纯讲“生产”的恶果。另一方面，在那些对生态问题的回应中，我们处处可见人造的绿地和小规模的城市公园，这些单纯地对生物数量的追求确实为我们生活增添了些许绿色，但面对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面对许多因为没有生命而无法回复的资源和气候等的恶化，这种回应只能是片面的和软弱无力的。面对生态危机，我们所要找寻的，应该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方法，这就要超越单纯的“生物”和一味的“生产”，以一种“生态”的眼光来审视。《周易》的“变通”观念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眼光。“变”和“通”的结合，不仅构成了上文中的那种生命之感，更展现了《周易》独有的“生生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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