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讨论清楚地表明，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各诸侯国史籍全被焚毁，因此儒家经典成了传世先秦秦汉文献中记载中国上古文明史的重要资料。但由于周公、孔子的“夷夏之辨”，又使得这批儒家经典记载上古文明的内容基本局限在中原地区。当然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因此利用这些儒家经典资料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也就是把握住了中国上古文明的核心问题，这是肯定的方面。但是我们又不能仅据这些儒家经典资料而把握中国上古文明的全貌。八十多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古文明是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的古文明只是整个中国古文明的一部分而已。要全面把握中国上古文明，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苏秉琦先生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张光直先生的考古文化交互作用圈、李学勤、李伯谦先生的青铜文化分区分支发展说等等，都是有价值的贡献[7]。但是，中国上古文明的具体情况还要更复杂、更丰富，有待于我们去做更多的探索。以下试从三个小题略作分析。

1．就现有考古所见区域文化资料看，五帝时代的文化中心实际上不在中原。

2．就现有出土文献资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山川神怪论以至五帝、夏商周民族发展史诗的完整资料不在中原所传的六经之中。

3．就现有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看，各区域古国的历史文化资料相当丰富，可以极大地补充中原地区所传文献资料之不足。

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的五帝时代，黄河中下游、长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同时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当然，各地的文化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与路向。这里试以山东全境，包括豫东、皖北、苏北在内的所谓海岱地区的考古事实为例加以说明。海岱地区的原始初民总称为东夷民族，其所创造的五帝时代文化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

在大汶口文化前期，已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状态。在刘林、王因、大敦子墓葬群里，已出现了少数脱离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和富者，在他们的墓葬里，随葬品比一般氏族成员墓要多一些。到了大汶口文化后期，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如莒县陵阳河发现的45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第19号墓中随葬有象征权力的石钺，象征财富的骨雕筒、陶号角，还有用于宗教祭祀的大口尊，墓主显然是酋长贵族。在莒县大朱村发现的35座墓葬群中，有大中小三个等级之分。其中随葬品多达百件以上的大墓有二座，但也有一些小墓地却无任何随葬品[8]。这说明在同一氏族群内已存在着鲜明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

山东大汶口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而龙山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后期。龙山时期的东夷民族群中，已出现了王权，形成了礼制，确立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已出现了发达的城市群组。据张学海先生统计，在山东、河南、内蒙、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已发现龙山时代的城邑数十座，其中最多的是山东地区，共发现龙山文化城17座[9]。它们大致可以按照泰沂山脉为界，分南北两线。其中北线由东而西共12座，即寿光边线王古城、临淄桐林田旺古城、邹县丁公村古城、章丘城子崖古城、茌平县的尚庄古城、乐平铺古城、大尉古城、教场铺古城、东阿县的王集古城、阳谷县的王家庄古城、景阳岗古城、皇姑冢古城。泰沂山脉以南的龙山古城由东而西共5座，即五莲县的丹土城古城、费县的古城遗址、蒙阴的吕家庄古城、兖州的西吴寺古城、滕州的龙楼古城。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些龙山文化城的规模和社会功能等情况，将其分为中心王都、中等城邑和基层城聚落三个等级。其中城子崖、田旺、丁公、边线王、教场铺、丹土等城址可以视作中心王都城。在这些王都城的周围，则依次分布着数量较多的中等城邑和基层聚落。张学海先生曾对以城子崖王都为中心和以教场铺王都为中心的“都”“邑”“聚”龙山城邑群组进行过分析，提供了其三级城邑的示意图。例如，在城子崖中心王都周围，有黄桑院、马彭南、季官庄、马安庄、牛官庄、小坡等六处二级城邑。在这些城邑周围，又有40多处基层聚落。就这样，“都”“邑”“聚”就构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结构。张学海先生指出：“城子崖龙山城和大批村落，把城乡分离状况清晰地展示于世，证明龙山时期，这里已是个古国。”[10]

城市与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文化的进步，这一点可以从东夷民族率先创造的文字中得到说明。大汶口文化后期，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诸城前寨、日照尧王城、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的外壁腹部显要位置上，发现了原始刻划文字。古文字学家已将其考释为“炅”“炅山”“斤”“戌”“凡”“封”诸字[11]。而这些带有原始刻划文字的“大口尊是一种神圣的祭器。最初所见的只有代表天象、农具的意符，所以可推测大口尊应用于祭天祈年”[12]。

大汶口文化陶器的原始刻划文字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原始刻划文字在总体结构上基本一致，可以联系起来作同样方式分析。如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炅”“炅山”“封”“凡”“皇”等字，全部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这些原始文字在大致相同的空间与时间背景下产生，有相当广泛的约定俗成之基础，推测当时的文化交流已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也正是我们推测这些原始刻符具有文字性质的理由[13]。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还只是单个的文字，不能成句。而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成句的原始文字。这就是丁公陶文、龙虬庄南荡陶文。丁公陶文于1992年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城址里。陶文刻于陶片内面，共5竖行11字，都作圆笔道，应该是可以连读的，具有完整意义。冯时先生曾将其试释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其内容是以鸡骨占卜，招祖驱邪，属于祖先崇拜的宗教活动[14]。

199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江苏高邮县龙虬庄南荡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了一片刻有类似丁公文字的陶片[15]。陶片分左右两直行，其中右边直行4字也作圆笔道，但更似动物象形，左边直行4字则作直笔，已经比较接近商周文字了。很有可能右边圆笔道的4字是原始文字，而左边直笔道4字是为了解读右边四字的。因为丁公陶文与南荡陶文都属于东夷先民创造的龙山文化遗存，因此可以联系起来考虑。俞伟超先生推测：丁公陶文与南荡陶文可能是同“一种文字的三个阶段的形体的表现，即南荡陶文右侧四字极似象形符号，是这种文字的最初阶段；丁公陶文好像刚从象形符号演变出来不久，所以皆作圆笔道，可认为是第二阶段；南荡左侧四字已从圆笔道变为直笔道，这一点同更晚的商代甲骨文有相似处，应是第三阶段，而且此时很多人对最初那种象形符号式的字体已不认识，所以用这种直笔道的字体来解读最初通行的象形符号。”[16]

南荡、丁公这种圆笔道古文字大概在东夷民族中一直延用到西周时期，因为1981年在山东莱阳前河前征集到一件当地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陶。在陶的颈部有14个刻划文字，皆作动物形的圆笔道，在腹部又刻有3字，流部刻有2字，都用圆笔道。一看就知道与南荡、丁公陶文属于同一种文字。李步青等先生将颈部刻文试释为：“己国父乙作酉午未宅□□*[+噩]、鹿、龟”，认为这是己国名为父乙的首领的作器，有时间，有地点，“*[+噩]”“鹿”“龟”当为下属小部落的图腾[17]。以上三种古文字都涉及氏族祖先与动物图腾，当与氏族部落的集体祭祀活动有关。俞伟超先生据此指出：“丁公、南荡、莱阳陶文既可归为同一类文字，首先就可肯定在山东半岛至江淮东部，从龙山至西周中晚期，存在着一种后来亡佚的象形特征显著的文字；其次，按之分布范围，又能推断即为古之东夷文字。”[18]

龙山文化丁公陶文、南荡陶文也可在良渚文化里找到其同类。1985―1987年在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上，也有上下两行，由右而左起读的原始文字，也作圆笔道。其中下行右起第二字作四足兽形，与南荡陶文与莱阳前河前陶文里的兽形极为相似[19]。

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单个原始刻划文字，到龙山时代的丁公、南荡、直到西周时期的莱阳前河前陶片上的圆笔道成句文字，都可视作东夷民族所创造的古文字。这种古文字虽然可以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单个原始文字、陶器上成句的圆笔道文字相比较，却与中原地区的甲骨文、金文等汉字系统很难找到前后联系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原夏商周前后相因的三代所用的是同一套文字系统；而大汶口到龙山时期东夷族所使用的是另一套古文字系统。这套文字系统可能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先民所用的文字有相同处，但与中原文字系统不同源，且早于中原文字。

由以上墓葬、城市、文字等考古现象表明，在五帝时代，最先进的民族是东夷民族，最先跨入文明门槛的是东夷民族，因此，最先建立文明王朝的民族应该是东夷民族。先秦儒书以外的文献曾记载，有一个由东夷族虞舜所建立的虞代，可能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详下)。然而，在周公、孔子的“六经”与司马迁的《史记》里，中国文明史上最早建立王朝的却是中原的夏民族，而夏代之前的虞代则不见了；流传到秦汉以后的文字是夏商周甲骨、金文系统，而东夷古文字却消失了；夏商周三族的都城成了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东夷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中心却逐渐被废弃乃至消失。出现这种历史错位的时间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其客观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一场洪水泛滥和海水倒侵自然灾害[20]；政治原因则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王朝文化上的前后相继，以及周公、孔子等人对三代文化的有意弘扬。

对于这一现象，俞伟超先生有过精彩概括：“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描绘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支干，并能看到距今5000―4000年期间，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乃至长城地带，都陆续由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而东方的龙山文化是其中生产技术最高，从而大概也是社会发展程度最接近于具有文明时代诸特征的一支文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是同时期文化发展水平更高的另一支文化。这就是说，在4000―5000年以前的我国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时期黄河中游及长江中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其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度。”

然而，距今4000年左右的一场特大的洪水泛滥与海水倒侵灾难，使得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湖熟等文化，都明显要低于其前身，便说明了这一事实。而“对大河、大江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场连续若干年的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三代文明相承，中原文字(如甲骨文、青铜铭文)成为三代王朝的正统文字，“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丁公、南荡、莱阳那种东夷文字，只能成为个别族群的区域性文字，时间一长自然就慢慢消亡掉了。”[21]

其实，就先秦儒书以外的文献记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虞代来判断，东夷族可能已经在夏代之前建立过一个初型的国家，只是由于自然灾害，使得东夷民族所创造的这个虞代初型国家没有很好地发展下来。但是在五帝时代，东夷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舞台上是一个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主角，确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而在山东。然而，这个历史事实却在中原夏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影响下，在周公、孔子整理六经时的“夷夏之辨”思想的指导下，被人为地改造了，而这种改造又经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史记》作系统总结，而在之后二千余年的中国正史中一直处于正统地位而深入人心。因此，为了还一个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先秦秦汉有关文献进行合理的辨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中国上古文明史的认识，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五帝时代前期：少昊、太昊、蚩尤。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吴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地在鲁北)《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国语 楚语》、《山海经 海内经》也有少昊的记载。

再看太昊。《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吴，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注：任，今任城县，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须句在东北须昌县西北。四国封近于济，故世祀之)《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陈，太昊之虚也。”就以上资料可知，少昊氏发源于山东曲阜。曲阜原称穷桑或空桑，到商代则为奄国所在。关于少昊与太吴孰先孰后，过去学术界有争论。或以为太昊先于少昊(如傅斯年说)[21]。其实，应该是少吴先，太吴后。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指出：“所谓大夏、小夏，太吴、少昊，大雅、小雅，大月氏、小月氏的大小，都是指不同的地区，新旧的民族而言。新发现的较远的地区称大，故地或较近的地区称小；民族的本支称小，分支称大。”[23]太吴是从少吴中发展而来，所以《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称其本地在济水流域，正在鲁国曲阜的西北向。后来太昊族向西南发展到了河南的淮阳一带，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称“陈，太吴之虚也。”

以上材料中，关于少昊、太吴的记载尚没有文化偏见，郯子说起自己的祖先少昊，还十分自豪，将少昊与黄帝、炎帝等并称。以下叙蚩尤更具有民族英雄色彩。《逸周书 尝麦解》：“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说“蚩尤宇于少吴”即指蚩尤活动于原来的少昊活动区域内。又《逸周书 尝麦解》：“蚩尤乃逐(炎)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这里的“赤帝”即炎帝。涿鹿的地望说法不一。吕思勉《先秦史》据《帝王世纪》引《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而推测在今徐州境内。联系炎帝的居地“陈”(淮阳)在徐州之西南，而蚩尤的居地(“宇于少吴的曲阜”)在徐州之东北，正好在一条斜角线上，可见涿鹿在徐州说较合理。涿鹿之战以蚩尤族获胜炎帝族挫败而告终。炎帝族于是又求助于兄弟族黄帝。《逸周书 尝麦解》接着说：“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里的“中冀”或即“冀中”之倒。有关这场战争，又见于《山海经 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里的“冀州之野”大概在今河北的中南部与河南北部。 蚩尤族先是向西南方向“逐”炎帝族，接着又西北向“伐”黄帝族。可见东夷民族在蚩尤领导下的对外扩张势力曾经很猛。再联系上文的少昊、太昊，可知在五帝时代的前期，东夷民族在黄河流域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民族，其势力足以与中原炎、黄族抗衡，甚至有超过炎、黄之处。这与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先进于中原文化是一致的。

五帝时代后期：虞舜、皋陶、伯益

五帝时代后期，东夷各族更加强盛发展。同时，中原地区的诸夏民族也开始发展强大起来。于是东夷各部落与中原诸夏部落首先建立起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在这个联盟组织中，东夷族首领虞舜、皋陶、伯益与中原诸夏的唐尧、夏禹、夏启共同轮流执政，这就是历史上艳称的英雄禅让制时代。

就较早的文献看，虞舜为东夷人。《孟子 离娄上》明确指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汉代赵岐注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具体地说，“诸冯”在菏泽境内，“负夏”在兖州境内，“鸣条”在河南封丘境内，均在鲁西、豫东一带。《孟子 公孙丑上》、《墨子 尚贤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说明舜为东夷族首领应该没有问题。

《墨子 尚贤中》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据《尚书 尧典》可知，舜是由部落联盟议事会民主推选出来与尧共同执掌联盟大事的：“帝(尧)曰：‘咨，四岳。朕在位十七年，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试哉。’”“四岳”“师”都是各氏族酋长，在部落联盟大会上担任委员。在部落联盟大会委员之上还有两位最高执行长官，所谓二头首领。五帝时代后期，原来这二头首领是挚与尧。当挚死了之后，就由尧向大会提出补任挚位的候选人。结果是大家推选舜。据《尚书 舜典》可知，舜被选出后第三年始涉帝位，与尧共同主持部落联盟事务二十八年之后，尧才死。

由舜与尧共同主持联盟大会可知，东夷族在当时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以舜为代表的东夷族与以尧为首领的华夏族，既有联合，也有斗争。《韩非子 说难》说“舜逼尧”，暗示东夷族的力量曾超过华夏族。张学海先生指出：“尧舜的斗争，实质上是华夏和东夷集团的斗争，是昔日以炎、黄与蚩尤所代表的这两大族团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其结果“是东夷势力集团的胜利”[24]。

尧死之后，夷夏联盟集团的最高权力实际由舜所掌握。按照当时联盟的传统，仍需由舜来主持联盟议事会，推选继尧的人，与舜共同执政。结果是推出了禹来。《尚书 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史记 五帝本纪》曰：“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可见，舜与禹还共同执政了十七年。

舜死之后，禹又主持联盟大会，推选东夷人皋陶来继任，但由于皋陶早卒，于是禹又推荐东夷人伯益继皋陶之位。《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结果伯益又与禹共政十年。《夏本纪》说“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

皋陶与伯益都是东夷人，古文献也有明确记载。《史记 夏本纪》正文引《帝王世纪》曰：“皋陶生于曲阜。”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皋(陶)、(伯)益，同族而异支。”

总之，在五帝时代后期，虞舜、皋陶、伯益曾先后与中原各部落结成联盟，并在联盟议事会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再联系五帝前期少昊、太昊、蚩尤的地域扩张，说明在整个五帝时代，东夷民族确实是实力强大，影响深远，在中华古文明起源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先秦六经之外的文献里，曾记载夏代之前有个虞代。把东夷族虞舜及其皋陶、伯益等，专列为一代。《墨子 所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其它文献也有相同记载，《韩非子 显学》：“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国语 周语上》：“昔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韩诗外传》：“虞、夏有传政，不如商、周之察也。”由此看来，夏代以前东夷族确曾进入文明时代，建立过初步的文明国家虞代。

然而，这一历史事实，在周公、孔子的“六经”直至司马迁的《史记》里，没有能够得到客观的反映。在《尚书》里，是将尧舜禹作为中心来叙述的，皋陶与伯益仅仅以配角出现。《韩诗外传》的“虞、夏有传政，不若商、周之察也”这一事实，在儒书《荀子 非相》里却说成是“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没有了虞代。在《大戴礼记 五帝德》、《史记 五帝本纪》里，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其中黄帝、颛顼、尧、禹全为中原部落首领，舜因为曾经建立过虞代，才勉强进入五帝系统(帝喾在神话传说中实与帝舜为一人)。至于东夷部族的少昊、太昊、蚩尤、皋陶、伯益全被排除在外。这是极不公正的。

因为在五帝时代，东夷集团一直处于生产力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位，甚至还建立过一个虞代。所以，当中原夏部落建立王朝，破坏了部落联盟禅让制后，东夷民族一直不甘于这个现实，于是有了以下两项历史事件。

1．东夷伯益与夏启的斗争

按照民主禅让制，当禹死后，应当由东夷族的伯益来主持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补禹之缺的首领。然而，历史在此时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禹启父子要求变革以民主选举为实质的禅让制，实行以财产私有为实质的父子世袭制。《韩非子 外储说》对此有所交待：“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舜明矣。”禹的做法是不符合当时的传统习惯的，因此，只能暗暗进行，这便是表面“传天下于益”，而实质上“势重尽在启”的原因。这之间肯定是伴随着一场斗争的，所以说“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当然，东夷族伯益也不会轻易罢休。《天问》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益与启的斗争过程。《天问》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当“启代益作后”时，益也起来斗争，把启拘禁起来，使启“卒然离孽”(遭受灾害)，益还对启施行射革巫术，这就是“皆归射箱”“后益作革”。当然最终还是启成功了，所以说“无害厥躬”“而禹播降”。古本《竹书纪年》则将这整个过程概括为“益干启位，启杀之”。

以上《韩非子》、《天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有关益启相争的过程应是事实。然而儒书《孟子 万章》却对此进行了西周礼仪伦理化的改造：“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益启之间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场斗争，就这样被孟子用礼仪的温纱遮盖起来了。而《史记 夏本纪》则完全继承了《孟子》的儒学思想，也把益启之争说成是益的自愿推让：“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这完全是改造失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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