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突破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突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
其实,在公元前1070年时,殷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留下了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 周易》一书。时过五百年, 春秋时代的老子、 孔子、曾子、子思、 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阐述和描写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对痛苦人生的思索和总结的《道德经》、《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了 汉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有力武器。他们依凭着封建君主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条化,从而对一切进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压制和阻碍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期,这一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保守、反动作用就越明显,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人类的悲哀!
看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就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才能解决问题;就如同研究植物一样,光研究它的枝叶花果,是永远弄不懂植物的。然而这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研究所有这些著作,等于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叶花果末梢,没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么样,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被一再误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卜蓍的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礼教的八股文,《道德经》成了道土们的气功养身书。这亦是人类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闲暇,悲哀的心情,有奋不顾身的耐心,有顽强的忧患,犹如唐・吉柯德挥舞着手中的长矛(中国传统文化原解丛书),与现代的大风车(习惯思维定势),作着殊死的博斗。终于双手鲜血淋淋地刨开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原解,即最原来的解释,现在一并奉献给所有的人,希望人们挤出一小点找钱找爱找乐找无聊的时间,从这些著作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幸福并快乐地度过这一生!
人,都是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而快乐的精神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一个人的精神快乐并不需要荣华富贵和金钱女人,这些东西不属于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乐是从生命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它源于自己的精神内部。自然而然地顺乎人性,是快乐的人格内涵。快乐是与对人生的憧憬,对未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而享乐则是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人生信念,更没有创造乐趣。享乐者认为人生没有什么信念和意义可言,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享乐的背后是病态和失望,旧的刺激刚过去又得马上寻求新的刺激,否则,享乐者就会百无聊赖,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丧失了自我,甘愿把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换得金钱物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还自以为精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话。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以权谋为天秤,将纯真的人反而淘汰出局。可怕的扭曲的社会,成为了人性的地狱,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撬开了自己的坟墓之门!
给自己一个坦白的空间,扪心自问,我们曾有过多少的言不由衷,曾有过多少的良心折磨,这一切不正证明我们在愚弄歪曲着自己的本性吗!以此种痛苦伴随一生,我们会有做人的快乐吗?生命的根基迷失了,才会导致如此的痛苦,只有找回自然而然的生命根基,我们才会有快乐,人类才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所以周文王(公元前1070年左右)率先写下了充满智慧的“建国立业的道路和规律”――《周易》一书,论述了建国立业的根本基础。《周易》根本不是用来占卜或问蓍的书,也根本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卜筮之书,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为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是古代人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早尝试,是首先揭露大自然运行变化的道路和规律之书,是周文王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记录,也是周文王对大自然现象的探讨与治理,对国家统治现象的探讨与治理的总结与记录之书。夏商崇神敬鬼,以大自然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为鬼神,而周文王却是开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对人的崇拜,因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没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诞生。时至今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然而却有很多人迷信宗教,崇神敬鬼,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呢?因为一切巫术、宗教的诞生,都是人类以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拟人化,神秘化进行“说理”,从而取得很多人的相信,而演变成为宗教。然而大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并没有想神秘,只是人类自己还认识不到而已。由此可见,三千年前周文王破除宗教迷信是何等地先进。然而三千年后又有人大骂“祖宗崇拜”,力图要人们去崇拜上帝,这难道是先进吗?否!这是落后,是愚蠢!周文王、孔子若泉下有知,必悲愤不已。《周易》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结构紧凑,爻爻相扣,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每一卦都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现象为表,联系人事,挖掘出现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广大胸怀,跃然纸上。因此,那些关于“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或脱离卦爻象对记录的整理,卦名是依辞而题”之说,则不攻自破。因为人们总无法抹杀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不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属,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何以此爻辞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这是只有作者才能说清的。所以,现在重新认识《周易》,还《周易》的,也就非常重要了。
经过 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这期间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周国以及所有的诸侯邦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居乐业,一直生活在战乱中。这一时期,即可称为第一次“文化断层”时期。老子由此而感到,很有必要说明一下“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便写下了《道德经》。在《道德经》中,“道”字就是指道路,“德”字就是指规律,再也没有其它意义了。“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正因为这个道路太大,所以好象就不象了。若是相象,这个道路时间长了也就会变得细小了。正因为这个道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人们平常走的具体的道路,所以它就不会象具体的道路那样会因为时间长久而变得细小。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这个 “道”呢?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这个“道”呢?就因为这个“道”是处于“无”的状态,虽然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然而它却是“有”的,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自古以来就有了。由于这个“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类的理性思维去把握,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把这个“道”规定为无形、无声、无体的形而上之道。老子为什么要谈论道路和规律这个问题呢?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而老子则把天、地、万物、人类的道路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描述,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因此,掌握自古以来的天和地的道路和规律,就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原始,也就能够知道了宇宙大道的纲领、头绪和要领,也就能使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不承认这个道是不行的!因此,“道”是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一切一切万物的各自独特的小道也是根据这个宇宙大道而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但所有这些小道都要依照大道的原理,依据大道的规则,都要遵循自己独特的有生有灭的道路而运行而活动。
天和地既然有道路,那么所有的这些道路都会有其不同的运行变化规律,人类生活在这个天地间,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间,就必须要懂得这个天地和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而只有懂得了这些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人类的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规律亦是不一样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艰难,有的苦难,各不一样。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来休息不走了,或者越轨了,甚至走上了岔路了,全在于个人自己。至于道路上出现的绊脚石、大山、河流、沟坎等困难,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于道路上出现的财富、名誉、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会辨别,是否去获取、去占据。因此老子用“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说明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知道了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认清了人们自身的道路和规律,从而可以认清人类自己的使命。
之后,孔子开始系统地思考与阐述“人际关系的道路和规律”,孔子的学生们为什么要编纂这部《论语》?他们到底是想“论”什么“语”?自荀子以降,似乎再也没有谁弄清楚了。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人们的团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要想团结人,就必须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而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信)。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便是《论语》一书的重点。
其实,在公元前1070年时,殷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留下了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 周易》一书。时过五百年, 春秋时代的老子、 孔子、曾子、子思、 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阐述和描写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对痛苦人生的思索和总结的《道德经》、《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了 汉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有力武器。他们依凭着封建君主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条化,从而对一切进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压制和阻碍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期,这一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保守、反动作用就越明显,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人类的悲哀!
看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就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才能解决问题;就如同研究植物一样,光研究它的枝叶花果,是永远弄不懂植物的。然而这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研究所有这些著作,等于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叶花果末梢,没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么样,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被一再误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卜蓍的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礼教的八股文,《道德经》成了道土们的气功养身书。这亦是人类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闲暇,悲哀的心情,有奋不顾身的耐心,有顽强的忧患,犹如唐・吉柯德挥舞着手中的长矛(中国传统文化原解丛书),与现代的大风车(习惯思维定势),作着殊死的博斗。终于双手鲜血淋淋地刨开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原解,即最原来的解释,现在一并奉献给所有的人,希望人们挤出一小点找钱找爱找乐找无聊的时间,从这些著作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幸福并快乐地度过这一生!
人,都是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而快乐的精神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一个人的精神快乐并不需要荣华富贵和金钱女人,这些东西不属于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乐是从生命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它源于自己的精神内部。自然而然地顺乎人性,是快乐的人格内涵。快乐是与对人生的憧憬,对未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而享乐则是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人生信念,更没有创造乐趣。享乐者认为人生没有什么信念和意义可言,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享乐的背后是病态和失望,旧的刺激刚过去又得马上寻求新的刺激,否则,享乐者就会百无聊赖,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丧失了自我,甘愿把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换得金钱物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还自以为精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话。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以权谋为天秤,将纯真的人反而淘汰出局。可怕的扭曲的社会,成为了人性的地狱,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撬开了自己的坟墓之门!
给自己一个坦白的空间,扪心自问,我们曾有过多少的言不由衷,曾有过多少的良心折磨,这一切不正证明我们在愚弄歪曲着自己的本性吗!以此种痛苦伴随一生,我们会有做人的快乐吗?生命的根基迷失了,才会导致如此的痛苦,只有找回自然而然的生命根基,我们才会有快乐,人类才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所以周文王(公元前1070年左右)率先写下了充满智慧的“建国立业的道路和规律”――《周易》一书,论述了建国立业的根本基础。《周易》根本不是用来占卜或问蓍的书,也根本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卜筮之书,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为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是古代人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早尝试,是首先揭露大自然运行变化的道路和规律之书,是周文王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记录,也是周文王对大自然现象的探讨与治理,对国家统治现象的探讨与治理的总结与记录之书。夏商崇神敬鬼,以大自然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为鬼神,而周文王却是开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对人的崇拜,因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没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诞生。时至今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然而却有很多人迷信宗教,崇神敬鬼,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呢?因为一切巫术、宗教的诞生,都是人类以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拟人化,神秘化进行“说理”,从而取得很多人的相信,而演变成为宗教。然而大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并没有想神秘,只是人类自己还认识不到而已。由此可见,三千年前周文王破除宗教迷信是何等地先进。然而三千年后又有人大骂“祖宗崇拜”,力图要人们去崇拜上帝,这难道是先进吗?否!这是落后,是愚蠢!周文王、孔子若泉下有知,必悲愤不已。《周易》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结构紧凑,爻爻相扣,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每一卦都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现象为表,联系人事,挖掘出现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广大胸怀,跃然纸上。因此,那些关于“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或脱离卦爻象对记录的整理,卦名是依辞而题”之说,则不攻自破。因为人们总无法抹杀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不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属,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何以此爻辞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这是只有作者才能说清的。所以,现在重新认识《周易》,还《周易》的,也就非常重要了。
经过 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这期间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周国以及所有的诸侯邦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居乐业,一直生活在战乱中。这一时期,即可称为第一次“文化断层”时期。老子由此而感到,很有必要说明一下“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便写下了《道德经》。在《道德经》中,“道”字就是指道路,“德”字就是指规律,再也没有其它意义了。“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正因为这个道路太大,所以好象就不象了。若是相象,这个道路时间长了也就会变得细小了。正因为这个道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人们平常走的具体的道路,所以它就不会象具体的道路那样会因为时间长久而变得细小。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这个 “道”呢?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这个“道”呢?就因为这个“道”是处于“无”的状态,虽然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然而它却是“有”的,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自古以来就有了。由于这个“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类的理性思维去把握,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把这个“道”规定为无形、无声、无体的形而上之道。老子为什么要谈论道路和规律这个问题呢?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而老子则把天、地、万物、人类的道路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描述,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因此,掌握自古以来的天和地的道路和规律,就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原始,也就能够知道了宇宙大道的纲领、头绪和要领,也就能使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不承认这个道是不行的!因此,“道”是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一切一切万物的各自独特的小道也是根据这个宇宙大道而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但所有这些小道都要依照大道的原理,依据大道的规则,都要遵循自己独特的有生有灭的道路而运行而活动。
天和地既然有道路,那么所有的这些道路都会有其不同的运行变化规律,人类生活在这个天地间,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间,就必须要懂得这个天地和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而只有懂得了这些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人类的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规律亦是不一样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艰难,有的苦难,各不一样。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来休息不走了,或者越轨了,甚至走上了岔路了,全在于个人自己。至于道路上出现的绊脚石、大山、河流、沟坎等困难,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于道路上出现的财富、名誉、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会辨别,是否去获取、去占据。因此老子用“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说明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知道了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认清了人们自身的道路和规律,从而可以认清人类自己的使命。
之后,孔子开始系统地思考与阐述“人际关系的道路和规律”,孔子的学生们为什么要编纂这部《论语》?他们到底是想“论”什么“语”?自荀子以降,似乎再也没有谁弄清楚了。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人们的团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要想团结人,就必须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而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信)。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便是《论语》一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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