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其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而导致批评文本“破体”的主体性缘由，则是文论家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诗意化。本文辨体明性，清理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意在抉摘20世纪中国文论的“失体”、“失性”之弊，并为中国文论走出世纪困境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 The ancient Chinesc literature theory is not rational but poetic,because it’s text is literary,style is esthetic and form is artistic.The reason f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at literature theorists thought and lived with poetry way in ancient China.But literature theory in modern China loses its poetic style and nature,and only copies the west theory.We should,therefore,comprehend the poetic style and natur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so as to get rid of the deep end of literature theory in 20’century. 

【关键词】 古代文论/文体/体貌/诗性
 


          “体性”一词，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特有的理论范畴。体，既可指文体（体式），亦可指文体之语言风格（体貌）；性，则既可指作家的人品德性，亦可指作家的气质个性。本文借用这一范畴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辨体明性”的研究：辨古代文论之体（外在的文体和体貌），明古代文论之性（内在的本性和质性），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文论是如何“失体”、“失性”的。

    一、批评文体的文学化

    虽然中西古代文论在批评文体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是理论的思辨的，一是诗性的文学的，但溯其本源，却有着相通之处。轴心时代，对文学有着同样大的兴趣与贡献的大师，西方有苏格拉底和弟子柏拉图，东方有 孔子和众门徒。柏拉图用“对话录”的形式来记载先生（也包括他自己）的文学思想；而在柏拉图之前，孔门诸生也是用“对话录”来记载先生及弟子的文学主张。朱光潜在《文艺对话集》的“译后记”中说：“对话在文学体裁上属于柏拉图所说的‘直接叙述’一类，在希腊史诗和戏剧里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柏拉图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运用于学术讨论，并且把它结合到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1](p334)可见，对话体是一种“文学体裁”；而用“文学形式”讨论学术问题的好处，就在于“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1](p334-335)李泽厚将“ 论语”译为“孔子对话录”[2](p25)，我们听孔子与门生的对话以及孔子的自说自话，同样能够感受到对话体这种文学形式的鲜活灵动、深入浅出。孔子师徒谈诗，或因事及诗或因诗及事，都是既有思想结论也有思维过程的。我们知道，柏拉图死后，其徒亚理斯多德论述文学问题已不再用老师的“对话体”，而是用标准的“论著体”。古希腊之后的西方文论，其文体虽然也有对话体、书信体、序跋体等文学或准文学的样式，但其主流或正宗则是亚理斯多德式的论著体。在东方在中国，孔子之后是 孟子，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他不仅接着孔子的思想往下讲，而且沿用了孔子的对话体。《 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孟子》也继承了《论语》的“体”。“孟子曰”虽不如“子曰”简洁，却比“子曰”更具文学色彩，《孟子》将“对话（语录）体”的文学性发扬光大了。

    当然，《论语》和《孟子》都不是纯粹的文论文本，事实上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找不到纯粹的文论。《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具文学性的，但它也不是纯粹的文论。然而，作为承载儒道两家文学思想的经典文献，《论语》、《孟子》和《庄子》不仅为后人准备了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而且为后来的批评文体奠定了一个文学化的基础。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论。两汉的批评文体，最具代表性的已不是对话（语录）体，而是序跋体和书信体，如《毛诗序》、《太史公自序》、《两都赋序》、《楚辞章句序》、《报任少卿书》等。“跋”之称，始见于 北宋[3](p393)；而汉代的“序”多置于全书之后，其位置与后来的“跋”相同。两汉的“序”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文评点，如《诗》之大小序，又如王逸“楚辞章句”的总序和分序，其评诗论赋、知人论世，既承续了先秦对话体的简洁明快，又为后来的诗话乃至小说评点提供了言说方式及文本样式。另一类是自序，多为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追述写作动机，自叙生平际遇。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记叙了他世为史官的家事和他自己的坎坷命途，从老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命也夫”，到太史公遭李陵祸而喟叹“身毁不用”，司马迁在悲怆、惨痛的悲剧气氛中，喊出“发愤著书”而震撼千古！同为阐述“发愤著书说”的《报任少卿书》，更是字字血，声声泪，其情真切其意悲远，读来更象是一篇悲情散文，或者说是一篇最为典型的文学化的批评文体。汉代以后，文论家多用书信体来言说文论，其经典之作（如曹丕《与吴质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都有着太史公情真意悲之体貌。

    魏晋 南北朝是中国文 论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批评文体之文学化最为彻底的时代，因为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和创作论专篇《文赋》，干脆采取了纯粹的文学样式：骈文和赋。值得注意的是，陆机著有《辨亡论》，刘勰著有《灭惑论》；《文心雕龙》还辟有“论说篇”，释“论说”之名，敷“论说”之理，品历代“论说”之佳构。这两位深谙“论说”之道、擅长“论说”之体的文论家，在讨论文学理论问题时，却舍“论说”而取“骈”、“赋”。陆机和刘勰的这种选择既非个别亦非偶然，它是文学自觉时代的文论家对批评文体文学化的自觉体认。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以“论”名篇的批评文体，如曹丕《典论・论文》和挚虞《文章流别论》。但前者基本上是一篇散文，而后者的所谓“论”，“大概是原附于《集》，又摘出别行”[4](p193)。倒是后来宋代李清照那篇很短的《词论》更象一篇论文，不过这类论文在唐宋并不多见。唐宋两代的文论家，大多承续了刘勰和陆机的传统，如韩愈、柳宗元和苏轼，用“论”去讨论政治社会问题，却用文学文体来讨论文学问题。韩有《师说》、《讳辨》，柳有《封建论》，苏有《留侯论》，但他们的文论篇什却大多是书信体、序跋体和赠序体，或者干脆就是诗体，如韩愈的《调张籍》、《荐士》、《醉赠张秘书》等。

    中国古代文论最常见的批评文体是诗话，虽然“诗话”之名始见于北宋，但诗话的源头却在六朝：一是钟嵘《诗品》，二是《世说新语》。《诗品》之品评对象（诗人诗作）与品评方法（溯流别、第高下、直寻、味诗、意象品点等），均开后世诗话之先河；而《世说新语》中随处可见的诗人轶事、诗坛掌故、诗文赏析之类，若将之另辑成集，就已是典型的“诗话”了。有论者称，六朝之后的诗话“继承钟嵘《诗品》的论诗方法，接过笔记小说的体制，形成了以谈诗论艺为主要内容的笔记体批评样式”[5](p197)，是颇有见地的。历代诗话的文体源头是六朝笔记小说，故诗话这一批评文体的“血缘”是文学的而非理论的。

    唐代的批评文体，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书信、序跋和赠序诸体之外，较为流行的是论诗诗。中国是诗的国度，唐代是诗的王朝，唐人以“诗”这一文体来说诗论诗，则是真正的“文变染乎世情”。以诗论诗始于 杜甫，继之者为白居易、韩愈诸人。杜诗中谈艺论文的颇多，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戏为六绝句》和《解闷五首》，还有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偶题》和赞叹“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的《春日忆李白》等。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主要文学观念既见于《与元九书》亦见于论诗诗，后者如《读张籍古乐府》称“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又如《寄唐生》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韩愈的论诗诗，数量多，诗语奇，如《调张籍》用一系列奇崛的比喻来状写李、杜诗风的弘阔和雄怪，读来惊心动魄。

    以诗论诗，“一经杜、韩倡导，就为论诗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6](p132)。而唐代文论家用这种“新的形式”，不仅一般性地品评诗人诗作、泛议诗意诗境，还集中地系统地专论某一个较为重要的 诗歌理论问题，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用二十四首四言诗，论述二十四种诗歌风格和意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深解诗理，凡分二十四品，……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体貌”一词，深得表圣品诗之旨。本来，讨论诗歌的艺术风格，完全可以采“论说”之体遣“叙理”之辞而研精众品，但司空图取四言之体用体貌之方，用诗的文体诗的语言“体貌”诗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意境。《二十四诗品》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而久长的，而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文体的文学化所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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