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集中国传统学术之大成。其主要表现之一，即对十三经重新做疏解。而在诸新疏之中，有一部堪称“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就是孙诒让的《周礼正义》。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一作仲颂，号籀，别署荀，浙江瑞安人。其为学，一则秉庭训，一则承继乾嘉朴学之遗风。其父衣言，治学旨在融贯汉宋，通其区畛，尤注重绍述永嘉乡贤绪言，为“晚清特立之儒”（ 章太炎先生语）。在其治学取向的引导下，诒让遂一意向学。而在博涉先儒载籍的过程中，诒让又对乾嘉诸大儒治经史小学家法有了深切体认，加之受秉承乾嘉大师绪论、以稽古为职志如张文虎、戴望、刘毓崧等人的影响，遂究心于经学、诸子及文字学等。此后，他一则承继永嘉经世之学风，一则孜孜于朴学的探究，从而成为“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师”（姜亮夫：《孙诒让学术检论》）。《周礼正义》即其代表作之一。

《周礼》一经，向称聚讼。虽经前儒不断探究，然终无博精之作，许多问题尚待梳理。有鉴于此，孙诒让遂慨然立志为之新疏。早在8岁时，诒让即在父亲的引导下，初涉《周礼》。其后，随着学问的日益深厚，因对《周礼》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经过潜心搜讨，精加别择，其认识逐渐成熟，从而开始了重新疏解《周礼》的艰辛历程。

同治十一年（1872），孙诒让开始着手资料长编工作。翌年春，乃草创《周礼疏》。此后，更事广搜细讨，钩稽排纂，屡有新获。光绪十四年（1888）秋，张之洞议集刊清朝经疏，征诒让所撰《周礼正义稿》，并谋付刊。当时，疏稿尚未写成，诒让遂亟校核理董，至翌年始写成《礼疏长编》稿。光绪十六年（1890）正二月间，他携新写成稿本数十巨册，往湖北张之洞官署以就商榷。然因事情有变，刊刻之事不得已而中辍。此后，诒让对《礼疏》又时有校改，继因不惬于心，复更张义例，再事编摩疏通。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诒让撰《周礼正义・自序》及《凡例》。又经友人黄绍箕、费念慈襄助校勘，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樊谋以《周礼正义》铸铅版。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历时20余年、稿凡数易的《周礼正义》（86卷）遂得刊成问世（诒让有自校初印本，计16册），即通行之“乙巳本”。

孙诒让之新疏《周礼》，主要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而“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其于前人成说，既能取其长，亦不护其短，而以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求其确解。

孙诒让之《周礼正义》，颇具特色，如长于古义古制，会通三礼，不拘疏不破注之例，折衷诸说，兼采其善，且能阐发《周礼》之义蕴等，不一而足。其所撰《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已具大要。 梁启超先生更将之概况为四条：“释经语极简，释注语极详”、“多存旧疏，声明来历”、“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严辨家法，不强为牵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洪诚先生亦揭是书大端称：无宗派之见；博稽约取，义例精纯；析义精微平实；以实物证经；依据详明，不攘人之善；全书组织严密。（《读周礼正义》）洵为的见。

至其意义， 吴廷燮先生认为“是书搜辑古今诸儒解诂本经者，最为繁富，与胡氏培《仪礼正义》，同为治经家所盛称。但历来诸儒，重在治经，而是书则欲通之于治国。……洵治《周官》解诂者之渊薮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礼正义》条） 曹元弼先生亦称：“孙氏《周礼正义》，博采故书雅记，疏通证明，虽于高密硕意，间有差池，而囊括网罗，言富理博，自贾氏以来未有能及之者也。”（《书孙氏周礼正义后》） 杨向奎先生更对该书有功于研究古代社会的价值做了肯定。宜乎 章太炎先生誉之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孙诒让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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