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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道论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2017-06-01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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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道论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社会逐渐向后期过渡,传统经学也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

 

      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社会逐渐 向后期过渡,传统经学也发生 了一 系列引人注目的变革。这个变革的先声和重要表征,就是自中唐开始,思想和学 术界泛起 了一股对当时和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潮,即所谓“明道”思潮。作为中唐时期的思想 家、经学 家,韩愈的道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 

 

    韩愈,字退之。生于公元768年,卒于824年。他的籍贯,新旧《唐书》本传存有歧说。《新唐书》说他是“邛州南阳人”。《旧唐书》则说他是“昌黎人”。究竟祖籍邛州南阳还是昌黎?这是可以继续深入考证的问题。 

    韩愈的社会出身,《新唐书》本传云:“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 家学。”韩愈在《释言》中称:“愈之亲族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又称:“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 家贫不足以自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诸如此类的记载说明,韩愈的社会出身并不显赫,他只是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与当时庶族地主的地位相近。 

    韩愈所处的时代,是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是庶族地主势力迅猛发展,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日趋尖锐的时代。大量事实表明,在这个历史转 折中,在这个新旧势力的搏击中,韩愈的政治态度是矛盾的、复杂的,是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的。但必须指出,韩愈基本政治倾 向趋于保守,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他跟地主阶级中的保守派沆瀣一气。 

    在韩愈步入政治舞 台的前期,统治集团现 了以二王、刘、柳为代表的政治革新运动。这场革新运动触动 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 了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守旧势力的猛烈反击,革新昙花一现。有证据表明,在这场新旧斗争中,韩愈是站在俱文珍一边的。贞元十三年,他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对俱文珍歌功颂德。后来,韩愈又作《顺宗实录》,字里行间,褒贬分明:一方 面,对俱文珍是褒扬;另方 面,对王叔文等人是贬斥,指责他们“专断”,是所谓“朋党喧哗,荣辱进退”。 

    在韩愈政治生涯的后期,牛李党争揭开 了序幕。斗争旷日持久,牵涉到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这场斗争中,韩愈也跟保守派站在一起,以他们的取 舍为取 舍。由于韩愈在政治立场上跟地主阶级保守派站在一起,在理论上也就必然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这就使他的经学理论不可避免地 蒙上 了一层保守的色泽。 

             

(二) 

 

    韩愈的经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道论当中。概而言之,他的道论是由如下几部分组成的:一、明道;二、原道;三、道统;四、道学。这几个部分,集中到一点,就是旨在对传统的儒 家思想正本清源,并在这个基础上试图架构一套 适应封建社会后期需要的经学理论体 系。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最基本的 范畴之一。先秦时期,儒 家标榜“以道取民”,热衷于谈“道”。 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孟子谈“道”谈得更多,如云:“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又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的道论很具特色,如说:“夫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荀子・哀公》)儒 家经典对“道”也谈得很多,涵义也很丰富。《易经》的“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尚书》的“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洪 范》);《 诗经》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大雅・生民》);《左传》的“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襄公十二年)如此等等。先秦儒 家和儒 家经典所谈之“道”虽然展示 了多 向的、丰富的内涵,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儒 家所谈的“道”,主要是指天人之道,其核心是指治道,也就是后来所标榜的王道。 

    中唐伊始,随着中国封建社会 向后期的逐渐过渡,学 术理论界也开始活跃起来。“明道”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知识分子大谈其“道”,具有明显的继承历史传统、调整统治思想、重构理论体 系的意 向。唐中 叶,谈“道”谈得最多的是两位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学 家:一位是柳宗元;一位是韩愈。他们都谈“圣人之道”。不过,必须指出,他们虽然都谈“道”,但理论体 系和倾 向性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柳宗元所谈之“道”,内涵着人本主义的理论主张,比较进步;韩愈所谈之“道”,侧重于谈思孟一派之道,比较保守。道论的差别,说到底,反映 了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差别。 

    韩愈的一生,是以“明道”自许自命的一生。早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即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明道”。 他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争臣论》,内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韩昌黎全集》 卷十二)后来,他又指出:“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这两句诗概括 了他对圣人之道的崇敬与探求。 

    什 么叫“明道”?所谓“明道”,就是明孔孟之道,详言之,就是认识弘扬贯彻孔孟之道。韩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古文运动中,他继承和发扬 了“文以载道”的观点,这也就是他的“明道”思想在“文”方 面的贯彻。在《答李秀才书》中,他说:“子之言,以愈所为,不违孔子,不以雕琢为工,将相从于此,愈敢自爱其道,而以辞让为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之辞而得其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他还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这些说教,字里行间浸透 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他是重其辞,更重其道。这是他对“明道”思想明白无误的张扬,又是对重辞轻道文风的一种批判。 

    韩愈不仅提出 了“明道”主张,而且提出 了“原道”问题。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原道》。“原道”,就是旨在追溯和阐发“道”之“原”。在韩愈的心目中,什 么是“道”之“原”呢?他说:“情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 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详,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 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餐。”(《原道》)在这里,韩愈说明,“道”之“原”不是指别的,不是在别的什 么地方,而是在儒 家说教当中,在儒 家的经典“五经”当中。儒 家经典所载的、儒 向来所谈的仁义道德,就是“道”的具体内容,儒 家历来强调的礼乐刑政,就是“道”的具体体现,这些“道”决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非常具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所谓“道易明,教易行”的。因此,“原道”问题,其实就是为“道”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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