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胡 适在《新青年》第7 卷第1号上发表 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明确提出 了“评判的态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从而高屋建

    瓴地 制定 了“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 系统完整地揭 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 了“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此，一场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而起。 

胡 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不久，即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 了阵阵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无论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的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 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时人就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 了。到现在，国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1]在这些反对声中，现代新儒 家的抨击是相当突出的。鉴于过去较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这方 面研究的拓展。 

一 

“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遭到现代新儒 家的强烈批评与抨击，首先在于二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 

如上所述，“整理国故运动”是胡 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起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场学 术运动。它影响广泛、构成复杂，但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那些深受胡 适影响的新文化派学者。他们主张立足于“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 适本人就说：“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 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2](P175)。由此可见，“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是一种鲜明批判态度。毛子水甚至直截 了当地论断：“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3]。顾颉刚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 了，送进 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4](P28)。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始作俑者，胡 适更是曾以“捉妖打鬼”一词来概括“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他还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5](P105-106)。他后来且感叹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6](P679)。 

而与此相反，现代新儒 家则强调对传统文化应抱有“同情与敬意”。因此，当“整理国故运动”将“国故”视为“已死的东西”或应“送进博物院”的“古董”时，他们自然无法容忍。熊十力便曾经指责说：“今人对旧学观念，除唾弃不顾外，只有玩古董之心理”[7](P176)。马一浮也谆谆教诲其门人曰：“诸生欲治国学，有几点先须辨明，方能有入。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 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 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8](P5)。此后， 唐君毅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归咎于“整理国故运动”。他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亦是把中国以前之学 术文化，统于一‘国故’之名词之下，而不免视之如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归档存案的。……于是一切对中国学 术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这一种观念，我们首先恳请大 家将其去掉” [9](P480-481)。牟宗三也说：“我们的文化不是个死的，而是个现在还活着的生命，还需要奋斗、要自己做主往前进。若是把我们的文化限在过去，而只划定为考古的 范围，直成 了死的古董，这样不是把中国文化看成活的文化，这种态度根本上即是错误的，骨子里即是认为中国文化是死的、现在已不存在 了。……这个态度本身即是个轻视中国文化的态度，是相当不友善的” [10](P90)。 

概言之，现代新儒 家认为胡 适等人通过“整理国故运动”这种“考古董”的方式，只能求证“死的历史”，其后果“必不可免地会造成文化心灵之闭塞和文化生命之委顿”[11](P5)，所以必须坚决抵 制。 

二 

现代新儒 家之所以强烈抨击“整理国故运动”，还在于二者对儒学的评价有着根本的差异。 

客观来看，“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鲜明的批判态度，却也并非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他们主要攻击的是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而对于其他学说尤其是先秦诸子学却是予以 了大力的弘扬。早在留美期间，胡 适就在日记中质问道：“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12](P91)此后，他更是选择 了先秦诸子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 向。在他看来，中西文明的结 合点正在于突破儒学的桎梏而使诸子学说得以彰显。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便写道：“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 了。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 家学派同时盛行。”他并且还明确表示：“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 合 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 借鉴和 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 了的本国的学派。……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 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13](下册P775-776) 

就《先秦名学史》的内容来看，胡 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彰显 了诸子学说。而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则更是完全打破 了独尊儒 术的传统学 术格局。对此，胡 适晚年仍十分得意地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 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 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 家，如墨子，与 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 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2](P210)。他还自我评价说：“‘在现代的中国学 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 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 术研究上不再独崇儒 术。”[2](P249) 

除 了胡 适之外，钱玄同、顾颉刚等“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也对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发起 了挑战。钱玄同即曾论断：“ 孔二先生的徒子徒孙虽然布满天下，可是他老人 家底地位实在跟墨老爹、 庄先生这班人是平等的”[4](P281)。顾颉刚也提出：“研究中国的古学和古籍，不得不从诸子入手，俾在诸子方 面得到 了真确的观念之后再去治经。子书地位的重要，于此可见。”[1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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