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此处所说的“两端”，亦有体有用，即以“经义”为体，以“政令”为用；“书院”者，即教授此“明体达用”之学也。《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学案”，安定（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其“经义”即体也，其“治事”则用也。此种治学精神的确立，以及宋代“书院”的兴起，实是本之于范仲淹。宋学精神中的“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王安石）而止，其始则亦是创自范仲淹。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先河；而庆历新政的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则使儒学得以复兴，成就了宋元明时期的新儒学。范仲淹实为宋代复兴儒学的第一人。

一

范仲淹具有鲜明的民本意识，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据《范文正公集・年谱》，他两岁丧父，从母在朱姓家中长大，21岁始寄居长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南）苦学，在此之前可能因贫寒而无缘于读书，当他27岁登进士第时，仍是“长白一寒儒”。这种经历使他深知民间疾苦、社会利病。他“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在进入仕途后，始终“忧其君”、“忧其民”，而“忧其君”也是忧君主不能“进贤授能”，为民行善政。

“民”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就是士、农、工、商“四民”。在他所作的《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当时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流传较广、童稚能诵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也是他“忧其民”的心怀袒露）。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

作为“四民”之一的“士”，是范仲淹自身所处的一个阶层。他认为“士”在社会中所应得到的待遇是：“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也就是说，君主要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进贤授能”，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当时的境况却是：“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虽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灶方激扬，孔子甘寂。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这里的“灶”（春秋时期郑国言“阴阳灾异”者，子产以“天道远，人道迩”批判之）是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说的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光辉”，也正是稍后王安石与张文定公的那段问答所反映的情况：“一日[荆公]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公欣然叹服。”（宗杲：《宗门武库》）在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尽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要担当“造物者”之功，“回此天地力”，复兴儒学。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就必须端正士风，整顿吏治；而要整顿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慎选举”，即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法，不是以词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取以经济之士”（范仲淹所谓“经济”，即是本之于儒家的经旨、经义而经世济民）；而“取以经济之士”，又必须“敦教育”，即兴办学校，“教以经济之业”，授以“明体达用之学”。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失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能够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它所培养出来的“士”，虽然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范文正公集》卷二《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顺逆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因此，他们虽然“进亦忧，退亦忧”，但仍不失为“道义之乐”（《范文正公集・年谱》）。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就是宋代所复兴的新儒学。

二

“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和石介，先后游仲淹之门，他们受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将其复兴儒学的精神付诸治学和讲学之中。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范文正公集》卷七）中已提出了“救文弊”、“重三馆之选”。两年之后，他又在《上执政书》（《范文正公集》卷八）中明确提出了“慎选举，敦教育”，“呈试之日，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此时他正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学，“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年谱》)，“明体达用”的教学之法在此时当已有其雏形。《年谱》引《东轩笔录》云：

公在睢阳（按南宋时金改“南京”为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

这一段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实乃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范仲淹对索游的“孙秀才”给予同情、帮助，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这与范仲淹因自身的苦学经历而同情“寒儒”很有关系。《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之时，他在泰山“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授以《春秋》”。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复兴儒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他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三岁时是公元1006年，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十三岁“通五经”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贫困坎坷，然后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安定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在此期间，“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砺，而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当通过孙复而传达给了胡瑗、石介。

景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年，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同时亦给孙复写信，希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年谱》）。此年末，范仲淹召还判国子监，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推荐胡瑗，“以白衣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安定学案》）。此时，胡瑗四十二岁，经范仲淹的推荐，从“白衣”被授以学官之职。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范仲淹为陕略安抚副使，在戎马倥偬中，他写有《举张问、孙复状》，说孙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希望朝廷“赐召试，特加甄奖”（《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同年，张载来谒，即《宋史・张载传》所云：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也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说“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朝廷依范仲淹、富弼的推荐，“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年谱・补遗》），此时孙复五十岁，距其离开睢阳已经十四年了。又据《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石介既为学官，“作《明隐篇》，以语于朝，……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经术，宜在朝廷，除国子监直讲”。孙复被授以学官，与石介在朝廷中的宣传也有关。

庆历三、四年，即庆历新政推行之时，规定科举考试“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在京师建立太学，诏令各州县皆立学，范仲淹于此间写有《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其中讲：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下）。亦在此时，“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安定学案》）

庆历年间，孙复、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而胡瑗的教学之法也被朝廷所肯定和推广，胡瑗亦被召为诸王宫教授。“宋初三先生”与庆历新政的关系，于此得到充分显现。随着庆历新政的夭折，石介被至死，孙复亦遭诬陷被罢贬。后来，孙复得以复职，“稍迁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学案》）。胡瑗则在皇二年（公元1050年）再次被召，参与“作乐事”，受到朝廷的嘉奖。嘉元年（公元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句太学。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军居以广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安定学案》）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延续和光大，并且形成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一股势力。《安定学案》载：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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