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针对国际社会上的“中国威胁论”，本文通过详尽阐释儒家文化和平思想的主要特质，从而论证了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分别从国际、国家、个人三个不同的层面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性质与内涵，由此从内部深刻影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向与和平外交的实践。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仅不会对别的国家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一、“中国威胁”与中国“和平崛起”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一度刮起了“中国威胁论”的风暴，其观点五花八门，既有一般民众的浅显推测，也有官方别有用心的肆意宣传，更有研究机构貌似缜密的论证。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表了一项长篇论著――《解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故调重弹，通过两方面来论证中国崛起可能给别国造成威胁。即一方面中国对于自己古昔辉煌伟大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百年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关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够控制周边战略地带的强大国家力量来保证的信念等等。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机理进而认为中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会威胁他国。

以西方人惯常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观察国际政治，不可以说其论证没有一点道理，但其致命的缺陷就是这种理论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对中国外交的深远影响。受儒家文化中和平思想传统的影响，并结合现实国情，中国一直强调并切实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而不会像个别国家鼓吹的那样对别国构成威胁。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的确，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军国主义思想，没有侵犯过其它主权国家一寸领土，更没有殖民统治的罪恶记录。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并自古延续形成了中国和平文化的优良传统。

（一）“和而不同”――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

 “和而不同”简而言之是指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同”两个概念，都是讲同一性的,但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同”是指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而“和”则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和”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春秋末期，针对和与同的差异，儒家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同时孔子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一直流传并影响至今。儒家文化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

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儒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体现。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二）行“仁政”、修“文德”――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

“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是儒家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理想期求。

“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范畴，体现着一种核心的精神内涵。“爱人”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就具体内容而言，首先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别人能够得到。其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因此，“仁者爱人”就是要求对人要有同情心，关心和爱护他人，遇到事情能够设身处地去考虑别人的利益。孔子的弟子曾子把它概括为“忠恕”，他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做到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融洽，家庭会和睦，社会也就会和谐太平。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去修“文德”、“克己复礼”，完全不必要用战争和暴力的手段来治理国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夷、狄、戎、蛮等诸少数民族进入时代。在处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修“文德”的对外政策。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出发，孔子认为可行于华夏的礼乐也可用于夷狄，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认为夷狄蛮貊等民族，虽然文化上落后于华夏，但仍可用礼乐道德来教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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