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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

2017-06-01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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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内容提要】  传统民间文艺学尽管认识到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却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学

【内容提要】
   传统民间文艺学尽管认识到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却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学当成口头文学看待和研究,而是首先把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文本,然后按书面文学的概念框架和学术范式进行研究,正是这种书面范式的积习,导致民间文艺学学科独立性的丧失。民俗学试图摆脱民间文艺学以书面文本为中心的书面范式,走向田野研究,但因为放弃了对文本的理解和对意义的追寻而使自己混迹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独立性愈发模糊。本文指出,惟有在走向田野的同时,以对民间口头文本的理解为中心,实现从书面范式、田野范式向口头范式的转换,才能真正确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科独立地位。
 
【关键词】 民间文艺学 民俗文化 口头文学 民间文化

    学科独立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从业者的心病,从北大歌谣运动算起,这门学科在中国尽管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却从来没有获得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园地,在1949年后,它先是寄身中国语言文学的篱下,后又借居社会学的地盘,一直过的是寄人篱下的日子。学科独立源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民间文艺学没能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因为它从来也没有认清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更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

    乍看之下,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似乎根本不成问题,它研究的是民间文学,即流传于民间的而非由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这可以说是常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泾渭分明,说民间文艺学从来没有认清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看见自己的研究对象在那里,与认清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如果没有一种与观看对象相适应的目光,你虽然看到了它,却可能把它认作别的什么东西,把它与别的东西混为一团,甚或可能根本就对之视而不见、见而不察。认清自己的研究对象,意味着准确把握对象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

    民间文学根本特征是其口头性,可谁又不知道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呢?这在学科内部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我们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在五十年代初一度就称为"人民口头创作",打开任何一本民间文学或民俗学教材,在谈到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或者定义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正是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吗?谁不知道民间文学就是在民众中口耳相传、世代传诵的文学作品?固然。然而,知道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并不等于把民间文学当成口头文学去研究和理解。其实,我们的民间文艺学一直就是把民间文学当成书面文学进行研究的,我们不仅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原本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为书面文学,而且我们研究和理解民间文学的理论范式也一直就是通行于古典文学、作家文学研究中的书面文学范式。用研究书面文学的学术范式研究口头文学,从而完全无法把握口头文学的独特风情,这才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一直萎靡不振的症结所在1。

    有一种说法,说大学中文系中搞古典文学搞不出名堂的,才去搞现当代文学,搞现当代文学还搞不出名堂的就去搞民间文学,这种说法显然是故意刻薄,也不是实事,因为,民间文学研究中尽有大家风范,古典文学研究中却也不乏小家子气。但是,这种说法倒也道出了一个实情,就是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是与古典文学研究者一样的文献学训练,他们自然就只能应用和研究古典文学一样的范式(包括概念、范畴、术语、理论、方法、视角)研究民间文学。

    学术范式不是别的,就是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用研究古典文学和书面文学的视角看待民间文学,当然就只能用书面文学的文本格局看待民间文学,只能在已经书面化了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了解、理解民间文学,只能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看到与书面文学相同或相通的方面,比如体裁、题材、创作方法、人物性格、篇章结构、情节模式、语言风格、形式和内容等等,而对无法纳入文艺学概念框架的、口头文学自身所独有的特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从而完全忽视了口头文学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及接受方式。口头文学文本是时间中绵延的言语,而书面文学是空间中铺陈的篇章,一个是声音的,一个是文字的,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空间的,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用书面文学范式研究口头文学,无疑于缘木求鱼。

    学术研究始于本真材料的获得,但民间文艺学的书面范式使之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材料的本真性,从而,一开始就把这个学科引入歧途。民间文学是在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按理,要如其本然地领会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民间口头文学,应该到民间去,在田野中聆听和领会那些口耳相传、世代传扬的故事和歌声,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追寻口头文本的言语程式和时间结构,才能真正进入民间文学的原生语境和民俗场域,因而才能如民众那样倾听和理解他们的文学,把握民间文学在民间生活和民众心灵的真正意蕴和功能。但是,我们的民间文艺学从来就没有把民间文学当成口头传统来对待,所谓"采风",不是为了如其本然地记录、再现民间口头传统的声音模式和表演场域,而是为了把它们当成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作品记录、保存下来,因此,在收集过程中,对口头文本按照书面文本的格局和作家文学的标准进行重塑、剪裁、拼合、润饰、组织等等,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而那些对于书面阅读毫无意义,但对于现场表演、口头演述和集体记忆等却不可避免的声音程式,如重复、合声、衬腔、引子等等,由于它与书面文学格格不入,无法纳入书面文学的文本格局和研究范式,甚至根本无法被书面记载下来,就可能被视为毫无意义的附疣,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就遭到忽视,即使最初它们被有幸记录下来,也可能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被当作画蛇添足而毫不怜惜地予以剔除,从而将口头言语完全按书面文学的作品格局重塑、鞣制为准书面文学作品,它不再是在民间口头传统中世代传诵、在民俗生活场景中活泼泼再现的抑扬顿挫、余音袅袅的歌声,而成了不伦不类书面读物。

     如此这般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既然已经被按书面文学的模式整理、记载为书面文本,并被用与分析、评价作家文学相同的概念框架和审美标准进行剖析和点评,既然那些框架和标准是根据作家文学归纳出来的,民间文学作品纳入其中总不免显得方枘圆凿,略输风骚,与作家文学相比,民间文学的形式总是幼稚的、语言总是粗糙的、风格总是混杂的、思想总是含混的……,而这不过是因为,用作家文学的那一套标准无法中肯地评价民间文学的价值,按照这样的标准看来,民间文学作品并不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它们不过是一些有待于文化精英们提炼、加工、点石成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创作素材和加工原料而已。不能不说我们的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不是民间文学,嫦娥奔月、牛女相会、梁祝化蝶、白蛇思凡等等当然是一些典型的民间故事,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最初是长期流传于乡野舞台上或者市井书场中,我们也不乏热心的民间文学调查者和收集者,但是,从来没有那位民间文学研究者曾经长期地追随那些民间演艺组织和艺人,对其原生态的口头表演程式、场域、习俗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依据其具体的表演场域(语境)对民间口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在创作、传播、接受、评价、记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与作家书面文学不同的概念框架、审美标准和研究范式。收集的动机和归宿都是把民间文学从其原生的口头传统和当下的民俗场景中剥离、采撷回来,变成可供案头浏览和研究的书面卷帙,把在时间中绵延的诉诸听觉的声音之流变成铺陈于空间中的诉诸视觉的墨迹,把立体场域中的展演压扁成一维的书写符号,把浑然融会的口头传统凝固为边界分明的书面文本,变成可用书面文学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式处理的固态对象。当研究者专注于这些经过剪裁、固化、分解、重塑(巴莫曲布嫫形象地称之为"格式化")的所谓民间文学文本进行研究时,他已经不可能透过这些黯哑、失真的墨迹重温田野上的抑扬诵念、洋洋歌声,已经无法领略这些作品所从来的口头文化传统和民俗生活场景,它们与其说是引导研究者们回到口头传统和民俗场景的津梁,不如说在研究者与口头传统和民俗场景之间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民间口头文学在被如此这般地收入研究视野的同时,它们其实成为一道遮盖民间口头传统的屏障,那一直落在学术世界之外的口头传统仍然远远地被屏蔽在学者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由书面文学模式看待口头文学的偏向也突出地表现在民族和民间文学史的研究中。本来,民间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为世代流传于民间社会中口头传统,与民间宗教、民俗仪式、岁时庆典、人生礼仪、祭祀法术等息息相关,它们往往就是起源于这些文化场域,并依赖这些文化场域而传播、流传、记忆,也因为这些文化场域的变迁、消亡而变迁和消亡,也就是说,诸如此类的文化场域就是民间口头传统获得意义的动态语境,因此,要了解民间文学发生、演变的历史及其规律和动力,就只有把民间文学放回到民间生活的相应场域中进行理解和分析,考察其与民间文化场域的关系,其随民间文化场域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惟其如此,才能对民间文学的演生流变获得透彻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但是,国内现有的民族、民间文学史,却无一例外都是参照作家文学的现成历史叙述模式,无非是按照历史年代的顺序对那些匿名的作品进行如此这般的排比、罗列、对比,分析前后相续的作品之间的承袭和嬗变,优点和缺点,揭示民间文学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中几乎不可能看出民间文学所寄寓其中的口头传统,以及这个传统依托其上的民俗文化传统。

   对于古代民间文学而言,要做到这一点,也许有特殊的困难,因为过往岁月那些讲唱的声韵、表演的场域都一去不复返,时光和声音无法再现。但是,即使这样,也未尝没有补偿之策。我们不应忘记孔子的古训:"礼失求诸野。"民间口头传统虽无金石之固、书册流传之便,但由于民间口头传统与民间生活和民间信仰往往密不可分,因此,往往历经沧桑而悠悠流传,甚至比载于文字、铭于金石的东西流传得更为久远,千百年前民俗活动模式往往在今天依然流风长存,与之相生相伴的口头文学样式也赖之传诵不绝。这些自古相传的口头文学样式就为我们在今天重建和再现传世的古代民间文学作品的场域和口头传承程式提高了相当有价值的参照,例如,我们今天仍能有幸听到打鼓书、评书、评弹、道情等民间说唱形式,参照它们的表演应能使我们对宋元话本和拟话本的作品结构、叙述程式获得更透彻的理解,较之仅仅钻故纸堆获得更多的发现。而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看家本领之一,不正是"礼失求诸野"吗?

    至于现代民间文学史的研究,既然得天时、地利之变,就更应该走出狭隘的文本研究视角,回到田野,回到民间文学作品所源出的口头传统,回到口头传统赖之流传的民俗文化场域,理解其意义,梳理其历史。但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近几年出版的一系列各民族文学史,其历史叙述模式和作品解释模式无一不是模仿和沿袭"中国(其实是汉族的作家的)文学史"的模式。例如,由于东巴象形文字举世关注,学术界对纳西族东巴文化及其经籍的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东巴经典源于对东巴口头唱述的记录,与东巴仪式(如祭天、祭风、祭山、祭署等)息息相关,现存的东巴经中大多明确地著明了其所用的仪式、相关的音乐、舞蹈和场景,而这些仪式、舞蹈、音乐和场景仍在纳西地区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正为学者们考察东巴文学的口头表达模式、重建口头演述的场景,依据民俗场景解释东巴文学文本的意义、结构、流变提供了有力的线索。但是,在已经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中,东巴文学却完全被当成了书面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罗列,我们无法从其叙述中获得对这些作品的口头传统渊源和宗教仪式场域的理解。

    民间文学学科在上个世纪末期被从中文系扫地出门,自然有人为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其实全怪民间文学学科本身没有出息,一直没有形成自己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相区别的学科特色,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方法和理论体系,民间文艺学赖以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相区别的就是其研究的对象,即民间文学作品,然而,按照作家文艺学的文本范式看来,与唐诗宋词、水浒红楼等名篇华章相比,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只能是粗陋的、原始的、稚拙的,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也只不过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拙劣的模仿,与我们伟大的作家文学传统相比,这些粗陋、原始、稚拙的文本不过是过去的遗迹、无用的盲肠,既然无用,留着也是累赘,不如干脆切除,因此,趁学科调整之机把这颗赘疣切除,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民间文学就被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扫地出门了。

    民间文学研究从文艺学研究范式向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也正与学者们对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焦虑有关。正因为意识到过去专注于文本解读的局限性,不仅无法透彻理解民间文学的独特价值和自在意蕴,而且势将丧失自己学科的立足之地,意识到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与其是文本构成的区别,不如说是创作、传承和接受语境的区别,因此,研究者开始从专注文本转到对语境的关注。神话、传说、歌谣、故事、民间戏剧等等往往是在节日庆典、巫术祭仪、人生礼仪、庙会社火上讲述或者表演的,因此,民间文学的语境就是民俗生活,于是,对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间戏剧等体裁的记录文本的解读就归结为对其民俗场域的田野考察和描述。但是,研究者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走向田野的同时,却背离了文本,在转向语境描述的同时,却忽视了意义的解读。研究者最初从民间文艺学转向民俗学,本来是为了解读民间文学,但却变成了单纯的民俗学研究,变成了对民俗事象的单纯的田野描述。手段变成目的,目的本身却被遗忘了。从业者们纷纷从文本转向田野,从意读转向语境描述,从民间文艺学转向民俗学,如此以来,在成就了民俗学这一门学科,却也愈加断送了民间文艺学这门原本早就风雨飘摇的学科。

    其实,与民间文艺学一刀两断的民俗学又何尝能独立门户。文本与语境,意义与田野,原本是相互生发,生死相依。要理解文本,固然离不开田野,因为文本是在田野中生发、成型和流传的,但是,要理解田野,又何尝能离开文本,离开那些世代流传于村巷阡陌、铭刻于民众心头、风靡民间世界、穿越民间历史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我们又如何理解田野?因为,民俗学所谓田野不是别的,就是民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民俗生活是民间文学赖以凝聚结构、获得意义的语境,而民间文学作为文本,作为意义的构成物,则是民间生活意义的辐辏和结晶,那些故事和歌谣寄托着民众欢乐和悲伤、引导着民众对宇宙、历史、地方和家园的理解,因此,它们正是我们理解民众生活、倾听民众心灵的最好线索,正如离开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水浒红楼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样,离开民间文学,我们其实也无法如其本然地理解民间传统和乡土世界,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实正是引导民俗学研究者从书斋走向田野、从远方回到乡土、从一个局外人变成自己人的可靠线索。它们并非是与民众生活、民俗事象不相干而仅仅在民间游移无定、漂泊无依的文化碎片,而是民众生活、民俗事象的由衷之言说,是民众心灵的自我理解和自我阐释,它们在融贯、汇聚意义的同时,也为民众世界赋予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世代相传的言说和理解,民众世界才不是一片恍惚荒缈的混沌,而成为一个经纬分明、秩序井然、意蕴丰盈的生活空间,一个情境相生、虚实相映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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