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诗歌在用一只翅膀飞翔。无论诗人还是诗评家，在考察、评价当下诗歌时，唯“怎么写”是问，而把“写什么”有意无意地忽略不计。由是造成了严重的误导，诗疏离时代、疏离人心的结果，是人对诗的疏离。“小众化”的刻意强调使诗歌读者始终“众”不起来，弄得诗歌在能指的无穷游走中日愈成为话语的空壳，日渐衰弱，自我杀伤。

    这种忧虑已经不只是个别人的了，包括当年起劲鼓吹“诗到语言为止”的众多追随者，也发觉自己越写越写不下去了，渐渐明白要是技巧背后没有货真价实的内涵支撑，诗就站不起来，无法撞响读众“心灵的回音壁”。

    我发觉黄葵显然不属于这种极端的例子。

    一场地震让诗人们重新找到了一个公共话题。“话题”的重新发现对诗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话题属于“写什么”的范畴，它本来应当是诗歌之鸟的另一只翅膀，被遗忘了多年之后现在终于要和“怎么写”比翼双飞了。黄葵就是走在前面的一个。

    汶川地震所带来的巨大悲痛，如响斯应地激发了远在数千里外黄葵的灵感。他以最快的速度作出了反应。在第一时间写下了一组组揪人心弦的诗，而且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发给了我。现在这13组53首诗终于由苏州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且向四川等5000所学校赠寄）。黄葵的诗全面书写了汶川地震空前绝后（但愿绝后）的生命大劫难，人的灿烂无比的坚强，自我牺精神的极度昂扬，和重建家园的坚定意志。“山坡上被掀翻的草根/正死命抓住泥土/想满把抓起来年的嫩绿”，当他这样写时，我知道他正在以具体可睹的形象代言了灾区人民浴火重生的顽强意志。

    黄葵从最高领导写到普通一兵，从救灾志愿者写到敬礼小孩，从成仁取义的谭千秋写到废墟上的狗和一辆摩托，赞美了成千上万民众身上被灾难所激发的大仁、大智和大勇，也同时抚慰了废墟下数以万计的苦难灵魂，让诗成功地发挥了它拒绝死亡、礼赞生命、抚平创伤的神圣使命。我特别关注如下的诗句：“山是水的唯一，千载不分离；/乡音是家园的唯一，万年不舍弃”，“今夜只有月光独自冰凉/冰凉在你的脑壳上”那样的句子跟亿万民众心中的痛和对家园的挚爱是完全一致的。

    写到这里我还特别推荐《摘下我的翅膀》那首诗，它如歌地流畅，又纯洁而悲伤。在这首诗里诗人以“岷江汹涌过悲伤”，“汶江歌唱过死亡”，“怒江埋葬过希望”，“长江流淌过国殇”一步一步地把悲恸从映秀、阿坝扩展到全国，这远比抽象地说悲痛席卷全国那种概念化的表达强过百倍。

    黄葵的这本诗集是在第一时间写成的，艺术上还来不及推敲，从“怎么写”这一端望过去还有不足；但它以诗人的一颗心和亿万民众的心跳动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歌唱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担当，一种成功，一种鼓舞，让人看到了悲痛的、崇高的、真实的声音是如何使虚有其表的诗歌相形见绌的。

释放诗歌的场效应

      ――读黄葵诗集《汶川诗草》

湖南  吕宗林

如果说诗歌正在被边缘化，或者已变成诗人与诗人之间的自愉自乐，没有人会反对。但事实上，诗歌在纸质印刷刊物上的“抱头鼠窜”，并不能掩盖其在网络载体上的“星火燎原”，尤其当某些重大事件发生，诗歌这种中国文学中最古老却最顽强的文学形式，比起散文、戏剧、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来，可以说先锋凌厉一百倍，其即实性、鲜明性、前卫性，完全可以与电视新闻相媲美。当其他文学形式还在“磨磨蹭蹭”的时候，诗歌早已“粉墨登场”投入“战斗”了。因为网络的存在，以及其宽广的覆盖面和闪电般的传播速度，为诗歌“迅速反映”重大突发事件提供了可能。网络是一个能量巨大的“场”，诗歌在这个“场”中具有释放“场效应”的魔力。面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南方抗冰灾、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题材，诗歌与电视新闻一道，迅速切入第一现场，在时间、空间、速度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

诗人黄葵的诗集《汶川诗草》，即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从5月12日至6月初近一个余月时间内所创作的共50余首诗歌。这些诗从5月12日开始，以组诗的形式，陆续在人民网、新华网、雅虎中国网、新浪网、中华网、中国作家网、重庆作家网、财富网、全球传媒观察网、北美文学网、新诗代网、湘滨文学网等数十个网站发表，在《青年参考报》、《羊城晚报》、《河北日报》、《内蒙古日报》、《青海日报》、《散文诗》、《行吟诗人》等报刊发表，并被选收入《大爱无边》、《中国，流泪的五月》等十余部公开出版的诗选集。如此爆发式创作，展现出诗人井喷式的创作激情，和以诗歌切入重大题材的胆略，以及忧思灾区人民、讴歌真善美、唤醒民族凝聚力的诗意思考。如此全方位推出，体现了诗歌在现代传媒中独特的艺术魅力，强大的情感潜移默化功能，和不可漠视的现实主义聚焦功能。诗集《汶川诗草・爱在燃烧》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于7月正式出版，并直赠给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四省5000所受灾学校。

鲁迅先生曾说过，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而以现代重大题材入诗，且要在第一时间发表，正是对诗人诗艺的考验。尽管是急就章，但必须克服直白、浅显、矫饰、滥抒情等障碍。抗战时期曾有标语口号诗出现，毫无艺术性而言的干吼，抹杀了诗歌的本质美。诗人黄葵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选取抓镜头的方式，选取最民间、最底层的拍摄角度，展现出一幅幅画面，与读者一同思索、一起流泪、一道振奋，避免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维护了诗歌的尊严。

孩子，别哭/你的泪花鲜艳在大爱和慈祥面前/把整个国家都打湿了//《孩子，别哭》

多么熟悉的小书包/总理亲切地提了起来/从聚源中学的废墟上/我们的总理沉重地托起/小书包里童年的甜蜜/和做了一半的少年梦想//《一只书包》

这是汶川映秀镇发出的第一条短信/一条发向外界的信号/一根连接母亲的脐带/原本一万两千人的小镇/现在只有三千人在废墟上活动/大雨居高临下/入夜前，为强化记忆/还不忘将小镇再洗礼一遍/泥泞着废墟内外的心跳//《映秀镇的第一条短信》

十七字短信/记录一个母亲最后十七次心跳/废墟里的全部黑暗挤在她的背上/她把孩子和一丝光明拢在怀里/等待一个把短信发往未来的机会//《一封信》

一幢房子倒成废墟/它只能砸在日子的背上/生活只用一个黎明/就在瓦砾上发芽//一颗苦楝树被震成子/正在一个劲地歪着/为整个村庄发出绿色的声音/一座钟塔停摆了/指针固守在十四时二十八分/时间却沿着岷江两岸蔓延//一颗稻子就是一根长/它的根下埋葬着亲人/顶端升起粒粒金黄的火焰//一朵野花站在山顶/统领一座绿色/一切都在土地上飞翔//《一切都在土地上飞翔》

读着这样的诗篇，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在灾难和痛苦面前，一切悲观和绝望都显得渺小，一切冷漠和自私都无地自容。多么好的人民，多么坚强的信念，多么深情的诗章，从诗人的笔端汨汨流入疼痛而坚强的中国，流向焦急关注着的世界。诗歌，在苦难面前，发出了应该发出的声音。

黄葵的诗歌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不晦涩，不做作。这样的诗歌可以朗诵，灾区的孩子们也能读得懂，同时又是饱含深情的、富有张力的、赋予了预言性品质的。特别像《一切都在土地上飞翔》这样的诗歌，堪称。

黄葵的诗歌同样来自于大地，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生活的沉重挤压。汶川大地震中呈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那些真情的流露、亲情的呼唤、血浓于水的搀扶，在这场以拯救生命为最高目标的大营救行动中，中华民族心中那根历经久远的琴弦再一次被拨动了，这就是――爱，或者说是大爱。黄葵的诗歌，可以说是大爱的洗礼，大爱的震撼，大爱的瀑布，大爱的蓝天。它唤醒了沉睡的秘密，唤醒了童年的记忆，唤醒了珍藏于我们心底的那一种久违了的情愫。在灾难面前，我们手挽手，我们心连心，我们同流泪，我们齐使劲。诗歌，在灾难面前，不是缺席者，而是参与者。

一位诗人面对现代社会的瞬息万变必然有他的感触点，黄葵敏锐地捕捉到了，而且诗意地流露出来。《汶川诗草》不仅仅是那场灾难的“记录”和“叙述”，它同时又是一部诗歌的交响乐，以生命的名义和爱的和弦，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中，将被后来者一遍又一遍弹响。《汶川诗草》也向诗人们提醒，诗歌可能无足轻重，也可能力拔山兮！在世界这个巨大的“场”中，诗歌的“魔力效应”不应忽视，它等待着诗人们去再次“挖掘”并予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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