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了几篇《论语》简释的文章。不想十余年后出现了一股《论语》热。元化先生对于经典的普及是赞成的。他因年老多病、目力不济，对现在的一些畅销书看得很少，就闻见所及，他认为现在有些做法，如媒体以娱乐文化的收视效益去取代经典本身的人文价值，只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负面效果。也有些人虽然看到这种危害性，但并没有认识到探索经典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如一位学者在批评于丹时就说《论语》是一部容易读的书。元化先生说他怀疑这位学者恐怕未必认真读过《论语》。他还看到有人写的一本浅析《论语》的书，借题发挥，引证了一些中外名人未必是名言的句子，拉扯成篇。他认为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他认为上述一些情况是学术上的浮躁。现经先生同意将他十多年前写的释《论语》八篇文字重新刊载，是为了表达他认为任何一种经典通俗化工作都需要由深至浅，不要坏其原则，伤其大雅，以媒体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去侵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这虽然他已经做不到了，但他希望认真的学者、作者们能够去做。他希望发表他的这些旧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达巷党人

　　近读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h Mote）评史华慈（Benjamin L.Schwartz）所撰《古代中国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文。牟氏称史华慈学养深邃，但在文字训诂方面则多以己意为进退。其中有条是关于《论语》“达巷党人”章的。牟氏所评有中肯的地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和史华慈等都把达巷党人解释成“无知的乡下人”，就使人难以苟同。

　　旧注关于达巷党人的读法存在着不少分歧。一般据《礼记·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达巷党”），以达巷党三字连读。何晏《集解》引郑注，则以达巷二字连读，党作乡党。朱熹《集注》并同。康有为《论语注》一反前人之说，将达字划归上章之末，作巷党人。海外学者多尊宋学，据朱子《集注》解经，但是他们又自生枝节，把达巷党人说成是“无知的乡下人”（an ignorant villager或villager to be a boorish ignorant）。我认为这一说法显然是用今天所谓乡下这一地区观念去附会古人了。殊不知乡党在孔子时代并非是偏僻地方。郑注云：“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皇疏称：“天子郊内有乡党，郊外有遂鄙。”均可为证。至于把达巷党人冠以“无知”的称号，更与历来注疏相悖。《孔子世家》有“达巷党人童子曰”的说法。孟康本《国策》“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谓达巷党人即项橐。《汉书》董仲舒对策云：“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达巷党人不学自知者。”汉人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很多，如《淮南子》、《论衡》等均言项橐事。清翟灏《四书考异》则云：“不本正典，不足信。”方观旭《论语偶记》驳之，谓“汉人相传如此，当必有据”。不管达巷党人为项橐说是否可靠，有一点是明确的，前人多把达巷党人视为聪颖的人。说他无知是没有根据的。能知孔子之博，确实如方观旭所说，需有一定文化素养。一个无知的乡下人怎么会识别博不博或专不专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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