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琼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姚察(533—606)，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奉诏撰梁、陈二史。他参考诸家著述，贞观十年撰成《梁书》。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梁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梁书》有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采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像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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