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茶树的原产地

　　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近代调查研究材料，不仅能够确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而且已经明确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是茶原产地的中心。但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1、茶树原产地之争的由来

　　茶树原产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只是在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Sadiya）地方发现有野生茶树后，于是，国外有人以此为证，开始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了异议。从此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开展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国外学者中有代表性的论点，主要是：

　　（1）多数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在中国1935年，印度茶业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科学调查团，对印度沙地耶发现的野生茶树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植物学家瓦里茨（Wallich）博士和格里费（Griffich）博士都断定，勃鲁士发现的野生茶树，与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茶树同属中国变种，至于茶树的某些差异，那是野生已久的缘故。1892年美国者瓦尔茨（J.M.Walsh）的茶的《茶的历史及其秘诀》、威尔逊（A.Wilson）的《中国西南部游记》；1892年苏联学者勃列雪尼德（E.Brelschnder）的《植物科学》、法国学者奈尔（D.Genine）的《植物自然分类》；1960年苏联学者K.M.杰姆哈捷的《论野生茶树的进化因素》；以及近年来日本学者志村桥、桥本实等的有关研究报告中，都认为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的志村桥和桥本实，他们结合多年茶树育种研究工作，通过对茶树细胞染色体的比较，指出中国种茶树和印度种茶树染色体数目都是相同的，即2n=30，表明在细胞遗传学上两者并无差异。桥本实还进一步对茶树外部形态作了分析和比较。为此，他对中国东南部台湾、海南到泰国、缅甸和印度阿萨姆茶树的形态作了分析比较；1980年后，又三次到中国的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等产茶省（区）作调查研究，发现印度那卡型茶和野生于台湾山岳地带的中国台湾茶，以及缅甸的掸部种茶，形态上全部相似，并不存在区别中国种茶树与印度种茶的界限。所以，最后结论是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的云南、四川一带。 

　　（2）部分学者认为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英军少校勃鲁士，他继1824年声称发现印度野生茶树后，1838年又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列举他在印度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多处，其中沙地耶发现的一株野生茶树高达43英尺，胸围3英尺。为此，勃鲁士断定，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理由是印度有野生茶树。1877年英人贝尔登（S.Baidond）步勃鲁士后尘,在他写的《阿萨姆之茶叶》中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持上述观点的还有英国学者勃莱克(J.H.Blake.1903)、勃（E.A.Brown,1912）、易培逊（A.Ibbetson）、林德莱（Lindley）和日本的加藤繁等。他们的论据是：只有印度有野生茶树，而没有人提出中国有野生茶树；印度阿萨姆种茶树长得“野”，树高叶大，而中国茶树树矮叶小。其结论是：印度种是茶树原种，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他们不知道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他们亦不知中国不但有众多的大叶茶，而且还有“茶树王”。

　　（3）少数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在无名高地，主张这种观点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茶叶全书》的作者、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W.H.UKers），他主张“凡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的“多源论”说，认为茶树原产地应包括缅甸东部、泰国北部、越南、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的森林中。因为这个地区的生态条件极适宜于茶树生产繁殖，所以这个地区的野生茶树也比较多。二是英国学者艾登（T.Eden），1958年在他所著的《茶》中写道：“茶树原产依洛瓦江发源处的某个中心地带，或者更在这个中心地带以北的无名高地。”前者指的是缅甸的江心坡，后者指的是中国的云南和境内，即把依洛瓦底江发源处的缅甸江心坡和中国云南、等地区说成是无名高地。

　　（4）个别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有两处，持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爪哇茶叶试验的植物学家科恩斯徒（C.Stuart）博士。1918年，当他考察中国边境发现有野生茶树后，认为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无大叶茶树的记载。据此，他认为，茶树因形态不同，可分为两大原产地；一为大叶种茶树，原产于中国高原的东南部一带，包括中国的四川、云南、以及缅甸、越南、泰国和印度阿萨姆等地；二为小叶种茶树，原产于中国的东部和东南部，这就是“二源论”说。 

　　以上四种观点，除主张中国是茶树原产地外，其他三种都是从1824年勃鲁士在印度发现野生大茶树后才开始的，形成这些观点的唯一依据，就是中国有没有野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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