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更像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城镇化如何发展、城镇人口如何积聚，应该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定市场化产业发展基础上。 　　眼下造城运动火热。一些地级市甚至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规划。有研究数据表明，12个省会城市要建新城55个，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要建200个新城，平均每个地级市建1.5个新城新区;161个县中67个要建新城。。 　　不少地方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扩投资、稳增长、上盘子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把新型城镇化又简单回归到以土地扩张为简单手段的、人为造城主导的传统城镇化道路中。 　　李克强曾说过，城镇化是个市场的过程，政府起引导作用。大中小城镇要协调发展，不能人为造城和再搞摊大饼式扩大，严防“空城计”。 　　在我国快速发展进程中，确有一些城市过于老旧，需要建新城。但如此高比例的新城建设率，却有极大的风险。 　　过于依赖土地扩张、投资扩张的城镇化道路，首先，不仅危及18亿亩耕地红线，而且导致生态的破坏。广东一个县级市自然风光优美，但该市近期却提出，“不能生态有了经济没了”，希望将上级规划部门核准的旅游度假开发区容积率提高三倍。其次，一些地方人为造城，主要依赖于政府债务，由此形成了地方债务的巨大风险，鄂尔多斯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最近，延安千亿造新城，同样引发了对当地债务负担的担忧。 　　另外，一味与农民争夺土地，则不可能不加大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江苏某地，政府征地竟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地方政府胆敢如此漠视农民权益，迟早要出问题。 　　应当说，城镇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城区面积的扩大，更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的一种实质性变化。而在这个进程中，清晰地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尤为重要。一方面，市场引导应当成为主要的力量，城镇化如何发展、城镇人口如何积聚，应该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定市场化产业发展基础上;另一方面，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承担基础制度的供给责任，保障城镇化进程的自由选择与公平权利。例如，保障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的有机统一、无缝对接和灵活转续。 　　在城镇化的实践中，缺乏市场引导，过于注重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最后只能走上投资驱动、土地扩张的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无疑充满了危险;同时，忽视政府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城镇化，也将带来大量的弊端，比如流动人口权利困境和产业无序发展问题。从现实情况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对城镇化过度热情，行政主导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市场引导的力量。 　　因此，推进城镇化的当务之急，是确立城镇化的市场引导作用。同时，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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