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厚重为气的形态美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非略输文采的武夫。为巩固发展大一统封建帝国，他由其父祖们崇尚无为的“黄老之学”，跨步为尊崇儒术。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 及博士弟子员，确定了五经的崇高地位。尊儒术，立五经，设博士。为二千年封建帝国的繁荣倡盛，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份的。

古老经书质朴厚重的文风，被历朝历代文人尊奉为文章之圭臬，学习追寻的样板。因为它以极简朴的文字传达了世间最为博大精深的人生道理，被视为高天厚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

原为六经。《庄子》一书首先称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为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其中《乐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记》中，因此在汉朝，以此五本著作作为经典，称为《五经》。

　五经、六艺为当时思想文化之总汇、大全。为现存古代典章渊薮。

《尔雅》典，经也。经典之所以受尊崇，因它们都是上古帝王所有之书。

《汉书艺文志》谓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汉书.艺文志》以五经为“五常之道”，

太史公论《六经》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六艺的思想观点，包括大一统观念，滥觞于西周，论�q形成于春秋战国，是到汉武帝才成为国家主流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社会的统治思想，正统思想。　

《文心雕龙》谓：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如果五经指汉代典章之经典，那么《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则成为中国古文典范，被唐、宋、清古文运动立为模本。被鲁迅先生尊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正是这样一部光辉巨著。

　　张守节
《史记正义》谓：　　
　　古者帝王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记。并采六家杂说以成一史，备论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序，天地山川国邑名号殊俗物类之品也。
　　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p高阳�p高辛�p康尧�p虞舜�p夏�p殷�p周�p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箴诫，为后之楷模也。

《鸿门宴》早成历年中学课文，另选两段：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遗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所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麇汗青之中，令人动神。”

“ ‘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

英雄悲剧，大汉雄文。

生当人杰，死为鬼雄。崇高精神，千古美谈。事业失败了，人气未衰。一些学者，比如我们杨公骥老师，从个人人格上，始终欣赏项羽的，而看不起刘邦。尽管这并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说汉武帝刘彻不输文采，不仅指其文治措施尊儒术，立五经，设乐府，办学堂，延揽文官，也包括其个人创作与对诗歌发展的供献，“孝武爱文，柏梁列韵。”柏梁七言诗，将楚歌七言中的“兮”化为实字，是由他开创。这是后代七言诗之始。而其楚歌《秋风辞》写得情词娓婉，文气十足。

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文风是政风的反映。唐、宋、清几次古文运动，都是维护道统的传承。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

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

为文主张“养气”，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同前）。他们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皆以大汉典籍文章为宗。

关于汉古文文章风格，引清人评论词的观点作一参照。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

杜甫诗自标之“沉郁顿挫”，沈德潜评颜延之诗 “要其厚重处，古意犹存”（《说诗��语》卷上），大概皆宗汉文厚重文风。

拙，“大巧若拙”。与大智若愚相类，指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是并不张扬外露的；真正大巧的人，是质朴无华的。反对人为巧饰，主张质朴自然。

拙，老子一文只此一“拙”字，却有七、八个“朴”字，察其义：素也，质也，真也，质朴厚重，多象道体。《老子》：“敦兮其若朴”，“常德乃足，复归於朴。朴散则为器”，“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

可见质朴无华的“朴”，正合于道体太朴、太素之特性。道体太素、太朴，正是天下无可与之争美的本体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谓：“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也是把“拙”上升到“浑然天全”的道体的高度来理解。

唐杜牧《答庄充书》谓：“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者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

“以大为美”在我国古代美学和诗学理论中有悠久传统，《老子》“大音希声”，季札“能夏（意谓雅）则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刘熙载《艺概・诗概》“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老子》第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又《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重、拙、大”都是至高无上的“道体”，也是美的本源。

北宋范温，是位对“韵”很有研究，很有见的的学者。其《潜夫诗眼》谓：“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夫立一言于千载之下，考诸载籍而不缪，出于百善而不愧，发明古人郁塞之长，度越世间闻见之陋，其为有〔？能〕包括众妙、经纬万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借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至于识者遇之，则暗然心服，油然神会。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其次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澹，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自《论语》、《六经》，可以晓其辞，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韵。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书，意多而语简，行于平夷，不自矜�f，故韵自胜。”

文中，“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至于识者遇之，则暗然心服，油然神会。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即为《六经》《史记》等厚重之作所具有的神韵的典型特征。

除典章之外，汉代艺术风韵，更鲜明体现于器物艺术造型上。汉代艺术造型一个公认特征：朴拙厚重，显示了雄强的文化底蕴。

汉代画像石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距今约2000多年历史，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汉阙上的以石为画、以刀代笔的石刻艺术品。几乎可以说是是一部汉代的“百科全书”，它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同商代青铜器、南北朝石窟艺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

山东临沂汉代画像石，公元前80年左右，属早期作品，造型朴拙此类图像。反映了汉代人的"羽化登天"、"灵魂升天"的观念。

文王十子、车辆出行、仙禽异兽

　　该次展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国家文物出版社联合主办，由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赞助。为近年来少有的大型中国传统美术展览。

孔子见老子、伏羲女娲

展览的近百幅拓片，不乏四五米长的长卷巨帙，场面恢弘粗犷，充满想象力，张扬着大汉气度。展览主办方称，此次展览的目的是用汉代画像石上的人文与体育，去展示中华民族雄强厚重的人文精髓，迎接北京奥运会的到来。

画面中的人物形体丰满、富泰。一付“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的样子。

人物形象雄强厚重，动物乃至器物形体亦朴拙浑厚，底气充盈。如图

汉代动物玉雕

汉陶瓷明器

汉说唱陶俑

汉代砖石画象，陶俑塑雕象，乃至动物、器物体态形象，都有一种共同特点：厚重朴拙。气足体雄。

这些艺术造型，外显为自然朴拙，表现出“神妙”的特性。道之美是不美之美，这很符合道家美学观念。

汉初崇尚道家黄老之学，道家一贯强调朴拙厚重为美。厚重为大为天地大美，朴拙无华为举世无人能争之至美，前者见“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后者见“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汉末刘邵在《人物志》中，顺天地阴阳气化的层次探讨人性，认为人之性情是阴阳之气凝聚表现，天人之间有同理、同道、同构的相应关系，重视礼乐政教与生命性情的调节教化。评价人，将才、德并列标举，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

“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

　　对人物形质的评价标准，完全可以用于艺术造型评价上，所有这些人物、器物，作为艺术品，都是体用、道器的统一。其艺术美的真髓含于道、体，即气中。

司空图廿四诗品，也是以气论文。开端即为《雄浑》：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正是大汉气韵雄强文化特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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