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这一概念在本文中提出和使用的基本命意，既是对与古代文学相区别的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基本的整体性历史特征的概括和指称，同时也是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学术视域，或不妨说是作为文学史重构的一种核心概念即基本范畴来理解和使用的。

一如社会发展史和其他各类专门史的写作，文学史的写作也因治史者所处时空的差异及其各自观念的不同而互有不同。历史资料的局限及对新历史材料的发现，固然会极大地影响到史学文本的建构及更变，但相对而言，治史者的史学观念尤其是其价值预设，其影响则更为显著，因为它起着规约文本内在价值结构及其导向的决定性作用。这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不断建构与重构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将其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史观照对象，治史者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晰的确认，并做出较为完整的史学建构，始之于共和国建立之初。半个世纪以来，世事沧桑，治史的语境也几经转换，其间新文学即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随之发展，各种著本则越出越多，几不可胜数。如果对这五十余年的新文学史写作做个考察，人们会发现，作为主导性的观念，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相异而又相近的认知系统。一种是表现为政治革命立场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特征的观念建构，其代表性文本当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部上册出版于1951年9月，下册出版于1953年8月的皇皇巨编，对于中国新文学史这一学科的独立建制无疑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其对后学的规约与影响已不下半个世纪。可也正是这部新文学史相对完整的开篇之作，由其开始，就把新文学的特性及历史发展纳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观念范畴之中，从而对非常复杂的对象构成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当然，早在40年代之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甫一发表，周扬在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中国文艺运动史”课编写的《新文动史讲义提纲》中，就对如何认识新文学作出了基本规范，指出“新文动正式形成，是在‘五四’以后”，而且“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何况此后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总结报告，尤其是教育部组织拟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都又对这一观念作了强调。所以，王瑶近乎机械地拿《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文学的性质阐释及历史分期做了对应式的处理，也是时势使然，既非个人之功，亦非个人之过。而且据实而论，这部《史稿》并未能在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中将这一政治原则贯彻到底，比较而言，倒是稍后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等史著在向政治化倾向方面走得更远。这种新文学史观的局限性，质言之就是其立足于“政治标准第一”的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倾向。这种倾向对新文学研究所造成的误读误导，以及嗣后该倾向日渐严重的发展，已为学界所共知，无须具论。

另一种是文化启蒙主义的认知系统。它是作为政治性文学史观念的对立物也就是反拨性的价值重设，而于80年代中期倡兴于学坛，并成为新时期主导性文学史观。其基本特点是将新文学的发展史设定在启蒙（文化）与救亡（政治）之间不能回避却难以相能的对峙变奏的历史框架内，以启蒙文化价值观对文学史现象进行重评的。其代表性著本为1987年出版、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在《绪论》中明确宣示:“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具有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 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这与乃师当年的持论已大不相同，显然是在两个不同历史维度间进行了价值置换。应该说，相对于政治化的文学史观来说，文化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距对新文学及其历史发展的把握更接近了一步，因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在历史运动的螺旋里毕竟与文化启蒙运动有着原生性的亲缘关系，历次“文学革命”旗帜的高张，无不与之密切相关;而且以人之尊严与个性主义倡导为文化内涵和价值指归的创作，也毕竟与文学之于人类生存的实质性关联更为贴近。但应指出的是，所谓“启蒙”，是具有特指性的历史对象，在20世纪的中国，主要是指梁启超时期的“新民”鼓吹和陈独秀在其后以更凌厉之势发动的新文化运动。80年代中前期思想文化界所出现的人道主义潮涌，亦当属于这一历史范畴。这是一种将历史问题聚焦于思想文化的症结，通过对西方民主、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借鉴，对封建性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习惯进行批判的价值重建运动，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思想文化教育和道德熏陶。而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一方面以“启蒙”为视点论定是非，未免生出另一种偏颇;而另一方面，则是泛启蒙化倾向的发生，将凡是具有较明显之生命文化内涵及人召倾向的创作，统统纳入“启蒙”的范围。

也许人们很难相信，上述两种对立性的认知系统或曰两种文学史观，事实上却存在着深在的一致性，甚至是在从不同的方面，共同维护和强化着一种认知和评价的模式。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启蒙和政治革命虽属两种不同的历史行为，解决历史问题的聚焦点、价值建构和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在民族自救、弃旧图新的深在历史性目的上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历史转型变革之诸种诉求在悖论性结构里对不同行为方式和手段的选择变换而已。文化启蒙运动固然十分看重文学变革的意义，其实政治革命也是很重视文学的改造及其作用的。它们在对文学的内涵与形式上的要求尽管迥然有别，可都是把文学设定在服务其历史选择的工具层面上加以理解的，这一点当无异议。既如此，那就应该看到，无论是从政治革命还是文化启蒙的哪一个历史维度上建构起的文学史观，实质上都必然是历史变革价值范畴中的话语言说。而且，无论取的是哪一种立场，持论人又必定是以当事人的角色认定去主动选择并担承其历史责任的。直到现在，还有人提倡新文学史研究对应于现实社会的直接真切的意义，实则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其对社会历史变革的参与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承当，固然可敬可佩，但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它却只能规限住治史者的对象视野并使其评价失当。更为令人忧虑不安的是，两种指向迥异的文学史观居然在思维认识模式和文学史建构模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长期以来由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训练所形成的思维与心理倾向，已成为近乎超验性的习惯性模式。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从所选择的历史行为的向度上寻绎文学的同构性意义，对所崇敬人物的膜拜心态和对众多作家之序列整合的求同性倾向，以及历史叙述中重论轻史、重思想轻艺术的文本状态，即其基本特征。大约有近二十年的光景了，人们渴望重写文学史并付之于实践，在对许多文学史对象的重新评价和对对象世界的拓展上，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在文学史建构的基本模式和格局上却罕有更多的突破。本文所以提倡以文学的“现代转型”作为文学史考察的对象和文学史重构的新视点，其目的即在于超越上述两种认知系统，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据对某一单向度历史选择确立价值立场、核定文学意义的研究方式，并使文学史的价值建构从文学与历史进步行为意义同构的简单化倾向中解脱出来。

无疑，这是一种学理性的学术性立场。 其实，所谓“学理”或“学术”的，无非言其走出了历史当事人的立场和与之同在的排异性的价值局限，并非是什么超历史的研究。倒是这种挣脱了或此或彼“在场”的偏狭认识羁绊的新观念，才有可能解蔽去障，在一个原本属于对象世界的阔大时空中，把握住对象之复杂构成及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同时，“现代转型”研究重视的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各种力量参与的方式及作用，不再特别偏重于对某一种文学范式的研究和价值偏护。因此，治史者不仅会对与对象对话的姿态进行调整，而且在对待古与今的关系上也会克服过去那种壁垒式、价值逆反式的考察方式，从而使文学史重构真正走出“古今/中外”的观念框架。很久以来，人们对各种学术性的治史方式已经不太在意甚至是否弃了，这其实是一件很值得反思的事。

在中国新文学史的重构中，任何有价值的个性化的努力都应给以应有的尊重。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时空切割、不同的对象限定和不同的价值侧重上进行各不相同的文学史建构，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有一点也是大家都知晓的，那就是无论你如何与众不同，都面临着一个自我超越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于1998年重新出版的修订本，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核心观念上将“启蒙性”置换为“现代性”，在文学史的基本格局和评价系统上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颇受好评。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新文学史的重构表现出多样发展的态势，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本文所论“现代转型”的研究，同理，第一不是排他的，第二它本身在重构性实践中也应是多种多样的。

二

在新的文学史视野里，新文学发展史的起点要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一贯说法大为提前，而中国文学实现现代转型的途径和方式也并非一种，起点自然亦有所不同。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创辟性的，也是最基本、最主导的形式，乃是由现代文化启蒙运动所引发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的特征，是以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对本土传统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并意欲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现代文化启蒙运动一向是既把文学视为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把它看作实现其目的的重要的甚或是根本的手段。文学革命不仅由其推拥而出，而且由它而获得价值支持和观念内涵。如果这一共识性的立论没错，那么我则要指出，梁启超在戊戌变政失败后所发动的以“新民”为提倡的文化启蒙运动，即已具有这种“现代”特征。而与此前变革观念区别开来的标志，就是他已走出今文经学的笼罩，实现了对这一作为近代社会变革思潮基本价值观与方法规约的突围与超越。而这，也正是他有可能高张文学“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旗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观念支持的原因。

有清一代，学术形势几经变易。以今文治经学对抗并取代为乾隆以来主流治学方式的朴学，始盛于龚自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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