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后世文献编撰形式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完善时期，许多撰述的体例、体裁、儒释史学观念的结合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备，[5]这一切都对后世佛教史籍的撰述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以后，佛教总的发展是由高峰向下衰落，呈现衰弱之势。[6]尽管如此，佛教史籍的著述却并没有停止，相反还有增加。可以说，许多后世佛教史家是以撰述佛教史籍为己任，编撰了《佛祖历代通载》、《明高僧传》、《清凉山志》、《居士传》、《释氏稽古略》、《续传灯录》、《五灯会元续略》、《五灯严统》、《居士分灯录》、《续灯正统》、《五灯全书》等一大批佛教史籍著述。总的来说，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撰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许多后续之作的佛教史籍在编撰体例上明显具有宋代佛教史籍的痕迹。自梁僧慧皎创建“十科”僧传体，经唐僧道宣传承，至宋代赞宁《高僧传》方为完备，这一分类体例也被后世僧家所采用。明代僧人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即是如此，该书按行业将僧人分为十科，除了《读诵》科改为《赞诵》外，其余各科名称与《宋高僧传》皆相同。在赞颂形式上，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虽然在赞颂的结构上与《宋高僧传》有所不同，[7]但他在某单个僧传中加以“系曰”，阐述撰者的思想，这一作法则还是沿袭宋僧赞宁。另外，在题目立意上，《补续高僧传》也具有《宋高僧传》的痕迹，正如时人周永年所说：“传列宋元以逮明世诸高禅西，乃冠以大明，若止为一朝僧史则不从所记载之人立号，而从编篡之家受名，亦循赞宁师之例，不称续而称宋之意也。”[8]认为《补续高僧传》之所以取名为续，也是仿效《宋高僧传》立意所致。再如明代�N宏的《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清代自融、性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在编撰体例上也都与《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禅林僧宝传》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充分显示宋代僧传对后世僧传撰写的影响。

僧传固然如此，灯录体佛教史籍也不例外，无论是撰述意图，还是在撰述体例上与宋代灯录体都有莫大的关联。可以说，后世许多灯录体著述就是直接受到《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史籍影响而出现的，如明僧居顶就是因为对《五灯会元》的不满，推崇《景德传灯录》才撰述了《续传灯录》。“会元为书，其用心固善，然不能尊《景德传灯录》为不刊之典，复取而编入之，是为重复矣。今臣遇圣明，光赞佛乘，遂忘其僭冒，篡《续灯录传》。”[9]清代僧人自融在总结灯录体发展时也说：“会元之出，灯史定矣，……适明季，英灵一时杰出，复有继续统灯之”，[10]对这种后续之作的兴起与宋代灯录体之间的关系给予充分认识。在这些续作著述中，虽然出现一些了新的变化，[11]但也有不少灯录体史书在编撰体例上仍然沿袭着宋代灯录体史籍的传统。如明代僧人明净柱所辑的《五灯会元续略》，该书在撰述体例上有明显受到《五灯会元》影响的痕迹。“《会元》所载曹洞终於十四卷，临济终於二十卷，先尽者宜先续，后竟宜后书，故以洞宗置第一卷，不敢絮绝续之次也。又《会元》载圆悟法嗣，首大慧，次虎丘，是书亦以大慧法裔居先，虎丘法裔居次，俱循旧典。”[12]在续传之中，不仅禅宗各家的先后顺序严格按照《五灯会元》的样式来排序，而且连宗师的承嗣顺序也以《五灯会元》为准则。再如，清僧性统的《续灯正统》、僧通问《续灯存稿》等在编撰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宋代灯录体的影响。[13]

年谱体佛教史籍是宋代新出现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如前所述，两宋时期现存的年谱体佛教史籍只有僧祖�|编撰的《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书，这种体裁多是以谱主生存年限为准，按照世俗时间，以年为单位，将谱主生平事迹、语言、诗歌等一一记载，偶尔也兼记相关史事。这种体裁史书在后世也有一些影响，出现了仿效之作。如明代僧人德清就编有《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二卷，从世宗肃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憨山老人出生之时，一直记载到其死亡时候，以年代为准，逐年记载其生平事迹。[14]再者如清代僧人性统编撰《高峰三山来禅师年谱》亦是如此，从明神宗皇帝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来禅师出生开始，逐年记载其生平事迹，一直至圆寂之时，[15]撰述方式与《大慧普觉禅师年谱》大致相像。在撰述意图上，后世年谱体佛教史籍多为门人为了补充谱主事迹、语录之作。正如清人至善在《高峰三山来禅师年谱》序言中所说：“（今高峰来禅师）而复有年谱，何哉？此盖门人记而次之，统论其始终，条理以补其平生广语之未备。”[16]与《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为其后世门人所撰述也较相同。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年谱体佛教史籍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的编撰在后世佛教史学家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明清时期佛教寺院山志的编撰之风蔚然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名篇佳作。如《武林梵志》、《金陵梵刹志》、《武林理安寺志》、《增修云林寺志》、《清凉山志》等。在编撰内容与体例上，这些寺院山志的编撰可以说正是在《庐山记》、《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等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有记载山寺古迹、山水、艺文、僧传等内容也被后世佛教史家所接受，如《光孝寺志》在《凡例》中说：“古迹为志乘所必录。”[17]再如明僧镇澄清也是在宋代《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的基础上感慨“（《续清凉传》）传虽再出，而於文殊应迹、志士感通，班班遗诸群籍而尤未备焉”，于是“削繁秩乱，勒门为十”编撰而成《清凉山志》。[18] 这些认识都显示后世佛教史家对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的继承。

除此之外，宋代佛教史籍的编撰对后世佛教史家的影响还表现在编年体等佛教史籍的撰述上，元僧熙仲的《历朝释氏通�》、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僧觉岸《释氏稽古录》、明僧幻轮《释氏稽古录续集》等编年体佛教史籍无论在记年形式，还是在议论方式上，都明显具有宋代编年体佛教史籍的影子。按照年、月、日时间概念记载史事是编年体佛教史籍的最大特点，宋僧本觉撰述的《释氏通鉴》就严格执行这一标准，他以天干地支为总的时间概念，统以各代年号，有事则记载，无事可记者也要列出甲子帝年，真正做到了每年必录。这一作法也为后世编年体佛教史籍所接受，元僧觉岸撰述的《释氏稽古录》即是如此，完全仿效《释氏通鉴》的方法，做到每年必录，有事记事，无事也要列出甲子帝年。再如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中东汉到五代部分的内容主要从宋僧祖秀《隆兴编年通论》抄录而来，其编年方法也是仿效了《释氏通鉴》中的天干地支的纪年方法。[19]这些都表现了宋代编年体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编撰的影响。

  以上从编撰形式，论述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撰写的影响。但实际上，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典的撰写，同时也表现在对外典撰述的影响上。

  陈垣先生就曾对灯录体与儒家学案体史书之间关系有作过高屋建瓴的论断，认为“自灯录盛行，影响及於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州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20]陈先生此言是从一个较高的理论角度来总结灯录体在撰述创意上对儒家学案体的影响，可谓精辟之至，惜其并没有详加考证，且没有注意到二者体例之间的少许差异。因此，笔者从撰述创意与体例二方面对此问题稍加考证，以更好的了解灯录体对后世儒家学案体的影响。

  宋代灯录体是以禅宗历代法系源流为主线，以记言语为主，兼记僧人传行的一种佛教史籍。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南岳、青原法嗣为线记载后世僧人，不再重新各分小宗，如《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等；另一种则是在以南岳、青原法嗣为线记载后世僧人后，又重新分类小宗，如《普灯录》、《五灯会元》即是如此。在撰述方法上，皆是撰者采集禅宗各家语录、传记融会而成，撰者并没作主观评述。而宋朱熹所撰述的《伊洛渊源录》则是首次以道统为主线，记载当时理学家言行、语录的一部史书，同时也并没有像后世学案体各分小类。“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现，甚若恕之反相挤害者，亦具录名氏以备考。……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21]另外，在融会语录、碑铭、传记等史料的方法上，《伊洛渊源录》也是与灯录体是一样的，都只是“类聚众文，裁剪而成传”汇集史料而已，并没有对其分析评述。[22]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在撰述创意，还是在体例上，《伊洛渊源录》倒确实与第一类传灯体佛教史籍颇有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洛渊源录》的产生是受到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的影响是符合情理的。

  至于明代黄宗羲《明儒学案》与佛教灯录体之间，则又是一种间接继承的关系。何谓是间接继承呢？即是指《明儒学案》的创意、体例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代灯录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自《伊洛渊源录》产生后，后世以儒学道统为主线撰述学术史书的著作纷纷而出，如刘元卿《诸儒学案》、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周海门《圣学宗传》、孙钟元《理学宗传》等，这些著作皆受《伊洛渊源录》撰述创意的影响。如李清馥就是仿效朱子，按照地域划分记载闽中一带理学传授源流考。又如《圣学宗传》则是以伏羲为圣学之开始，记载历代儒家人物之言语行状。正如陶望龄在《圣学宗传》序中所言，“统不一则大宝混於沌兮，宗不明则灵真奸於曲学。”[23]充分显示其重视宗统的传承，这些思想与《伊洛渊源录》的开山之功应该说是分不开的。

《明儒学案》也正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出现的，“从来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圣学宗传》，近有孙钟元《理学宗传》，诸儒之书颇备。”[24]因此可以说，《明儒学案》中以道统为主线的做法，是近学《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远承《伊洛渊源录》，而源头则又是在宋代灯录体。

在题名称呼上，学案一名，前有《诸儒学案》、《论语学案》，今有《明儒学案》，这种称呼正如陈祖武先生所言，之所以用学案之名，实取公案之意，一方面有考察各家学术的含义，另一方面或者是由禅宗惯用的公案一语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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