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陵的“预修”，是学术界一直非常关注，却未能加以彻底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预修”帝陵的说法，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媒体上“预修”帝陵的报道文章，也称得上是遍地开花，但这仅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因为它还不足以说明，有关“预修”帝陵的问题，人们就一定会有非常正确的认识了。比如：要进一步地请教一些考古学家：“哪一些帝王‘预修’过陵墓，哪一些帝王没有‘预修’过陵墓？哪一些陵墓可以‘预修’，哪一些陵墓不可以‘预修’？即使在同样一座帝陵中，哪一些部分可以‘预修’、哪一些部分不可以‘预修’？”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楚了。

为什么会在研究工作中，出现这一种前、后脱节的现象呢？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历朝历代的“帝王”陵墓，大多出自建筑工匠之手，早年建造核心部分的工匠，很少有从里面活着出来，外界对陵内高度机密的材料，根本就无从知晓。而现在很多有关帝陵、尤其是有关地宫的精彩描绘，都是出于古代文人极端的“夸张、想象”，众多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又将这类文字，视为“经典记载”，再以它去作为认定古代帝陵建设的主要依据，经过如此恶性的“循环发酵”，历史上许多真实的、深埋在地下的工程实体，就往往被曲解、被阉割，进而被一些人当作“戏说”历史的主要支撑。

陵墓的工程建设，归根结底属于建筑科学领域，是建筑学家的事。文人笔下的建筑是虚幻的，建筑学家眼中的建筑是实在的。从古到今，建筑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演变过程，有它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任何人不管权力再大，但在帝陵的建设中，包括地宫的形式，规模、结构、材料、施工方法，都不能突破当时社会生产和工程技术的最高界限。应该说，过去没有反映历代建筑技术发展水平的权威著作，因此对于文人的建筑“想象”，没有可靠的“反击”武器；现在，一部《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已经公诸于世，用它就能够全面地揭示这类疑难的问题。

其实，远古时期的墓葬，本身是异常简单的。《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原始人都住在洞里，生活于荒郊，人死之后，也难免弃之于野外，《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壑。”的记载，就是一个明证。随着挖土工具的出现，以土坑葬人的习俗，也应运而生。当有了木工技术之后，棺椁制作成为现实，墓葬规模也有条件不断地扩大。一直到了商周时期，大型的竖穴土坑墓，成为主流的墓葬方式，秦汉时期数量众多的《黄肠题凑》结构，达到墓葬的最高等级。这一种地宫，一旦盖了顶，封土之后形成了山陵，工程也就宣告结束。

上自陕西风翔的秦景公大墓，下至陕西兴平的汉武帝茂陵，都采取竖穴土坑墓的方式，�K且以“黄肠题凑”的结构建成地宫的，它向人们显示出秦汉时期，可能具有的工程技术的等高线。只要生活在这个时段之内的任何人，包括秦始皇和汉高祖，他们的墓葬，除了出自于文学作品的“虚构”和“创作”之外，谁都不可能超越这条工程技术的特定界限，再搞出别的什么地宫结构来。“黄�c木”或“黄�c石”，犹如现代混凝土砌块，用它来垒成墙体，顶上铺以跨度很小的棚木或者条石，然后进行复土作业。应该说，“黄肠题凑”就是秦始皇陵的地宫，唯一能够得到采用的传统性做法。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这一类型的地宫，难道需要帝王生前来“预修”吗？回答是完全否定的。理由是：竖穴土方大开挖，以及“黄�c木、黄�c石”的砌筑技术，本身�K不复杂，其它随葬器物，可以取自宫廷珍宝，只要解决建筑材料，不费多少时间，便能大工告成。《荀子・礼论》里有“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容事，事足以容成”的记载。由此可知，从去世到入葬地宫，这七个月的停柩待葬“殡期”，正是当时土方开挖，垒砌“黄�c题凑”，内部整修的最长工期。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后事、丧事”的核心部分，它们根本就不需要由帝王在生前进行“预修”。

帝王的灵柩，能够存放七个月时间吗？《周礼・天官》记载：“凌人，掌冰政，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宾客，共冰，大丧，共夷��冰。”在古代的宫廷中，一直都有掌管储冰的官职，平时供王室夏日饮冰，遇上大丧，供冰以便冷藏尸体。又有人问：为什么竖穴土坑墓，就不能事先进行“预修”呢？回答是：帝王“驾崩”的时间，很难准确预计，如果即位后，立即“预修”地宫，一旦当政几十年，那么早年挖成的大坑，经过风雨侵袭，就可能变成一个大水坑。等到要派上用场，临时将水抽干，都非常困难，而让这么一块潮湿之地，去建造阴宅，正是历代帝王们最为忌讳的事情。

又有人会提出反驳说：两汉的帝王陵墓，都是在竖穴土坑中建造的“黄�c题凑”，不都是在他们生前“预修”起来的吗？是的，西汉的惠帝、景帝、武帝、宣帝等，都有“预修”初陵的记载，所谓“初陵”，是指陵墓所有的地上附属工程：比如，兴修陵邑、迁移商贾、建造寝殿和司马门。汉成帝在临潼“预修”的昌陵，首先完成了上述工程，后来得知陵内地宫可能遇到地下水，大臣提出“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迫使汉成帝去扶风县，另行择地建造延陵。汉哀帝也有建造初陵的记载，但他在死后一百多天，才入葬义陵，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地宫”工程，是在最后时刻进行的。

秦汉时期“预修”的陵墓，为什么要首先建造地面上的工程？《独断》记载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它的意思是：陵上出现大规模的��殿建筑群，是秦始皇开创的一种墓祭制度，因为陵上的宫殿，本身就是生前宫廷的再现，所需梁柱巨材，若要临时采伐，有的建陵时间，竟然达到四十年以上。所以，当时“预修”陵墓的目的，主要是提前建好地面工程，一旦帝王“驾崩”，再紧急挖掘竖穴，垒砌“黄肠题凑”，主人入葬之后，便能接受继任者隆重的墓祭。反之，首先去建造地宫，其后再建造寝殿，那么正式的墓祭活动，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了？

秦代之前，陵墓上是没有大规模��殿建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史记・赵世家》中所说的“肃侯十五年（公元前三五五年），起寿陵”，是“预修”了什么陵墓呢？赵国国君肃侯，用了十年的时间，在常山（今河北曲阳县）“预修”了自己的陵墓。按照肃侯的身分，他的墓葬属于“诸侯五月”的殡期等级，如果在平地上挖坑建墓，只需五个月的时间，然而曲阳地区遍地沙石，竖穴施工十分困难，好在赵国有着发达的冶铁业，钢铁工具使凿石成为可能，上山凿石建墓，这是肃侯“预修”寿陵的唯一选项。从历史上满城、徐州等地“预修”的洞室墓来看，十年时间是很正常的。

肃侯开创“因山为陵、凿石建墓”的方式，得到汉文帝的肯定，也被汉代众多的王侯大量采用。一直到唐代，几乎所有的帝王，都以凿石，作为得到地下空间的有效手段。唐太宗生前用十三年时间，挖了昭陵地宫：唐高宗死后，用七个月时间，开凿了山岩。这种墓的入口很小，只要能运进棺木即可，施工过程中，工作面很小，大部队施展不开，人工锤打的效率又很低，地宫空间的容积，只能与施工工期成正比。从这个角度看，乾陵地宫与昭陵地宫，两者根本不能相提�K论。过去，有许多考古学家，以昭陵的地宫规模和布局，去“推断”乾陵地宫的内部设施，实在是没有可比性的。

凿石地宫的主要优点：一是，施工简单方便，容易得到内部的很大空间，给古代帝王“预修”陵墓，提供了可靠的、安全的技术保证；二是，动员的人力不多，使用的工具，简陋、粗放，又不需要准备其它特殊的建筑材料，因此工程难度不是很大，符合节丧的精神；三是，便于隐蔽施工，当封闭墓门、堆以乱石之后，将墓融入山体，很难被人发现，几千年来，这一种陵墓被破坏的几率，�K不是很高的。凿石地宫的主要缺点：一是，凿石效率很低，所需工期很长，不能进行快速施工；二是，形成大容量的内部空间，地宫存留空气太多，加上山岩渗水的作用，反而不利于尸体的保存。

除了凿石能够形成巨大的“不塌”空间之外，要用其它的方法，在一个大开挖的竖穴土坑中，以各种建筑材料，去建造一个对上能够承受巨大荷载、对下能够包囊整个地下空间的墓室结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预修”陵墓的核心、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地宫大容积、大跨度的顶盖施工技术。要完成这种大容积、大跨度的地宫建设，是必须以可靠的、新型的筒拱结构，或者拱壳结构技术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的有关资料看，筒拱不适于方形墓室空间；拱壳在西汉末年才出现，由于跨度和矢高都很小，在当时帝陵建设中，�K未得到采用。

秦汉时期，是有“预修”帝陵的记载，它的地上建筑确实是有条件进行“预修”的，但在竖穴土坑底部的地宫，则是“临命”而建的。只有等到大跨度的筒拱、拱壳结构完全成熟时，帝王“预修”陵墓的工程，才具有完整的意义。这个时候，地上的陵��和地下的墓室，既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步施工，工程竣工之后，“预修”的陵墓，可以随时恭候主人的入葬。一旦建陵的君王被推翻，这个寿陵还可以被后世的帝王利用。明朝的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就“驾崩”，来不及建造陵墓，只好将早年被废帝位的代宗朱祁钰“预修”的寿陵，经过一番短时整修，“变成”自己的庆陵。

我国从殷商到明清，历时三千余年，共有帝王五百余人，至今在地面有迹可寻、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寝，有一百座之多。有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帝王的陵墓，大多数都不是在他们生前进行“预修”。比如：北宋的帝王陵，几乎没有一座是“预修”的；在明代，除了永乐的长陵、嘉靖的永陵、万历的定陵，是生前“预修”之外，其他的帝陵--如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穆宗昭陵、熹宗德陵、崇祯思陵等，都是死后由别人现建的。清代顺治的孝陵，光绪的崇陵，也不是生前“预修”。有关帝王陵墓，都在即位次年建造的说法，�K不符历史事实。

像清代康熙即位之后，首先要建造自己父亲顺治皇帝的孝陵一样，秦始皇即位之初，也要为�K未“预修”陵墓的父亲秦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