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由于北魏距今久远，文献记述不详，或后世文献记述有误，导致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１９８６年由我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大同》（中国建筑出版社）一书，在《大同历史大事年表》一章的第２７２页，曾提出“公元４５３年（兴安二年），沙门昙曜始于平城西开凿武州塞（云冈）石窟”的观点。因篇目所限，未进一步阐述。现将粗浅拙见，就教于同志们。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４６０～４６５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４６０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４５３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这个插叙所交待交代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这实际上就造成了因果不分，或指因为果的误解。

这一插叙非常重要，既说明了昙曜的经历，更重点记述了昙曜受到文成帝的信任，被“奉以师礼”后，昙曜也就有了影响力，能向文成帝进言，并在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也是昙曜为文成帝尽快在全国恢复佛法着想，而首先在京城开凿能保存长久的石窟寺。同时，这在全国也就起到了京城率先垂范的作用，更容易促使“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释老志》）。再者，武州山是文成帝祖辈们早已确认的“神山”、“圣地”。在恢复佛法后的第二年（兴安二年），就近选在这里凿窟刻石，成为佛门圣地，更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魏书》的一些篇章连贯起来分析，“和平说”也说不通。在兴安元年恢复佛法后，整个北魏都在“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如果按“和平说”的思路来探讨一下：恢复佛法后，作为道人统的师贤，以及被“奉以师礼”的昙曜，在京城都是在顶风不承，且一顶九年。文成帝也只好等师贤九年后死了，一直拖到了“和平初”，叫昙曜接手沙门统后，昙曜头上有了乌纱帽，这才去办九年前全国早已“天下承风，朝不及夕”的事情――在京城郊西开凿石窟寺。这岂不令人费解？也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在１５００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这要在和平时期（４６０～４６５年）的五年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１６窟～第２０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的完成的。即使１５００年后的今天，在生产力十分现代化的条件下，用五年的时间，同样从劈山到开窟，再精细地雕饰佛像，而完成如此规模宏大的五窟，又能达到如此艺术水准的杰作，也绝非易事，甚至可以说很难做到。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４５３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正是因为忽略而被抹去了“复佛法之明年”，“白帝”也就成了 “和平初”之事。此为其一。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佛，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这犹如今天一些人说自己的某一业绩是天下第一时，叫人听了可笑。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兴安二年４５３年至北齐天保五年５５４年）。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这种修史者在叙述一个人或一件事时，加上几句有褒或有贬的评语或议论，并不少见。例如在《魏书》以前的《史记》、《汉书》等，就时有此做法。不一一列举。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而绝不是“和平初”才刚刚开工，更不是“和平初”才“白帝”――请示或建议文成帝修建云冈石窟。如果按“和平说”进行推理，昙曜此时无论有多大的本领，也无法住进恒安石窟还处于“白帝”时的规划蓝图里。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高潮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５５４年）才撰写完成。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６２７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７３年。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连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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