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以下简称净土堂）位于龙门西山南端，为较重要的唐代中型洞窟。窟分内室与外室，内室造像均已不存。该窟造像的性质和开凿时间十分明确，即延载元年（694年）完工的阿弥陀佛窟。正壁有长篇题记，这是龙门少量几个明确主尊为阿弥陀佛的洞窟之一。今人已有比较详尽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见下文），然而其图像学的论点却有可商榷之处，这主要是由于窟内造像均已不存，只能由题记来推测造像所引起的。近年的龙门新资料也为我们对净土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所以有必要重新对其进行图像学的讨论。

净土堂的开窟题记位于正壁偏北端，即“王宝泰、赵玄绩等造西方净土佛龛记”，漫漶较甚（录文八一一）。[1]

此段题记残缺虽重，但重要之处已经比较明确，即该窟为西方净土窟，造像为阿弥陀佛像三铺并侍卫总计十一尊。那么具体是如何布置的呢？造像虽已不存，但坛上遗有八角形造像座槽十一个（有大小两种），这便成为我们推测造像的依据。显然，造像是可移动的，造好后移入洞内安放。题记之十一尊与座槽之十一坑是相对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阿弥陀佛像三铺并侍卫”？本文挑三种主要观点逐一评述。

温玉成先生认为龙门石窟“正壁原有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南北侧壁各一坐佛二菩萨像……净土堂内造阿弥陀佛像三铺，这是崇信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并举出龙门造有弥勒五百区、观世音一百八十区、业道像五十区的例子，说明民间信仰的特色。[2]照他的解释，窟内为阿弥陀佛三尊、二弟子、六菩萨（每尊佛均有二菩萨胁侍），共为十一尊。

原在龙门石窟工作的常青先生对净土堂有一篇详尽的专论，他认为：“净土堂主室供奉的三尊主像，即净土堂西方三圣阿弥陀、观世音和大势至”。“原三主像两侧均胁侍二菩萨，而最外侧两身可能为天王”。[3]即，阿弥陀佛一尊、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各一尊、胁侍菩萨六尊、天王二尊，共为十一尊。

曾布川宽认为：“其配置方式大致推定为后壁中央设阿弥陀佛，两旁为二比丘、二菩萨；左右壁从后面向前各设一菩萨、阿弥陀佛与力士”。即，阿弥陀佛三尊、二比丘、四菩萨、二力士，共为十一尊。

以上三种推测都不相同。从题记字面上看，有两点确定无疑，即十一尊像中有阿弥陀佛和侍卫。温玉成先生的方案忽略了侍卫，仅提出佛、弟子和菩萨，而弟子和菩萨都不可能属于侍卫。侍卫即是侍从护卫，非佛教用语而为世俗之词，后为皇帝禁军。[4]此处借用在佛教造像中，应指力士或天王一类以武力护法的角色。曾布川宽和常青的方案都考虑到了这一层意思。曾布川宽认为天王不应属阿弥陀佛的侍卫，应属释迦佛系列，即以“曾氏原则”来看，只可能是力士。从众多的造像实例来分析，力士出现的概率多于天王，如果侍卫数量较少的话，最有可能的当然是力士，其次才有天王的可能（这一问题尚待讨论，见后文）。在龙门的阿弥陀佛小龛造像中，多有一铺七尊组合（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而常青方案中的天王没有找到有力的理由，因此，曾布川宽方案在侍卫这一点上暂时优于常青方案，温玉成方案无效。

其次讨论“阿弥陀佛像三铺”的问题。丁明夷先生认为，此处的“铺”即是尊，他提出：“净土堂……题记中说：‘造阿弥陀像三铺’……这里的‘铺’字，应作尊理解”。这显然是误解，尊指个体，即一区、一身、一事，铺指群体，即一组、一个系统。这是一大一小两个概念，在几乎所有的造像题记中都是十分明确的，不能混淆。三铺即指三组、三个造像系统。从净土堂遗迹看，十一个座槽中，有三个略大，其余均小一些，这三个大座槽分别位于三壁的中间，当为三尊大像，其余八像则小，围绕三尊大像而形成三组，分列三壁。右壁壁面已残，正壁和左壁大像座对应的壁面中部，离地面约120cm高的地方，刻有莲花纹头光，即应是大像的头光，两壁头光高度和大小相等，可以推测，此为两尊规格相等的坐像，进而可推测右壁第三尊坐像亦如此。

常青先生推测这三尊大像为西方三圣，即正壁为阿弥陀佛、左壁观世音、右壁大势至。他忽略了题记所称“三铺”，照他的方案，题记应更为：“一铺十一事”才合适。因为西方三圣即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同一组造像。近处之例，可举龙门“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碑文为高力士等百余人造阿弥陀像记，文云：“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远处之例，可举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2窟开窟题记：“窟龛内塑阿弥陀佛像一铺七事……又于南壁上画西方阿弥陀□变相一铺，又画弥勒佛变相一铺……”。[6]还有莫高窟第335窟垂拱二年（686年）优婆夷题记：“敬造阿弥陀、二菩萨、兼阿难迦叶像一铺”。可见以阿弥陀佛像为中心的一组造像，不论其中个体数量多少，都称一铺，包括石像、泥像，也包括壁画经变图。因此，常青先生“西方三圣”的方案不能称为三铺，与题记不符。再者，左壁中尊头光高度与正壁中尊相等，三像规格应相同，解释为一佛二菩萨也有困难，不如视为三佛更合理。

曾布川宽和温玉成先生均认为三大像应为三佛，这与题记所称三铺是一致的，也与实物吻合，没有问题。但他们同时认为三佛即是三尊阿弥陀佛，其理由不言而喻：题记所称“阿弥陀佛像三铺”。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商榷。

三壁造三佛，是中国石窟中一个十分普遍而且重要的问题，已有很多文章进行了专题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三世佛和三身佛的问题而展开。具体是哪三世佛和三身佛，情况则十分复杂。一般来说，北朝时期多为三世佛造像，即过去迦叶佛、现在释迦佛、未来弥勒佛。北朝末期至唐代，则多有释迦、弥勒和阿弥陀佛的三世佛组合，这种新组合由中原西传至敦煌，敦煌研究院贺世哲先生列举了七例以证实这个观点。[8]实际造像当然还不止这几例。据贺先生的研究，唐代以后的莫高窟，那种由过去某佛、现在释迦牟尼佛和未来弥勒佛组成的三世佛造像，大大减少，而由释迦、弥勒和阿弥陀组成的三佛造像，急剧增加，如初、盛唐时期莫高窟第57窟、322窟、338窟、387窟、121窟、125窟、320窟。[9]我们不妨把这种有阿弥陀佛的三世佛称为“新三世佛”。伯希和曾在莫高窟的唐窟中发现过一则确实记载有这种新三世佛的题记，[10]题记称该窟为“净龛”，虽不能凭此确认即西方净土龛，但与净土信仰的联系却是明确的。唐代对三世佛的这种新认识和普遍的造像新趋势，是我们在解释唐代石窟时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重要背景资料。

从龙门净土堂的题记“阿弥陀佛像三铺”来看，当然不能断然排除在一个窟内三壁重复造阿弥陀佛的可能性，然而，我们把它放到唐代造像的大环境中看，这种推测就会受到怀疑。在三世佛系统中，可能只有少量的“弥勒三会”题材属同一佛重复的例子。而其它佛如释迦的重复，则应为三身的表现。诚然，阿弥陀佛也有三身，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分别三身品》云：“一切如来有三种身”。[11]阿弥陀佛当然不例外。隋慧远在《观无量寿经义疏》卷下论述三品九生往生西方净土世界时，明确提出上、中、下三品之人“去时见佛不同。佛具三身，一者真身，谓法与报；二者应身，八相现成；三者化身，随机现起。依如大经，上品之人见佛应身而来迎接，中品见化，下品梦睹，不辨化应。真身常寂，无迎接相。”[12]众所周知，净土堂外室的北壁，刻有三品九生的内容并有榜题（南壁已残），鉴于此，窟内造阿弥陀佛像三身是有可能的。然而，龙门其它阿弥陀三身不是这样的三坐像配胁侍的组合方式（管见所限，未知它处有无类同之例），此乃其一。其二，如果窟内有阿弥陀三身佛，或者还有其它阿弥陀像，题记是否该称“三铺”，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先来看龙门大唐内侍省造西方净土龛的例子。

“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位于奉先寺北壁东端，据碑文，为高力士、杨思勖等高官一百零六人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窟开于开元十八年（730年）。[13]关于碑文内容与造像，今人有过不同意见。温玉成先生认为，碑文文字为“西方无量寿佛一铺四十八事”，此四十八事即指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内穿插在各大像之间的四十八尊立佛，这些立佛是高力士等人所造阿弥陀佛像。对于此说，曾布川宽对照旧照片（chavannes恰凡纳斯，1909，pl•225）认为实有四十九尊立像，不是四十八。而且以“曾氏原则”来衡量，这些立佛均因有七佛头光而不可能是阿弥陀佛。颜娟英先生再检视拓本，认为并非“四十八事”，而仍为“一十九事”才对。[15]笔者经过实地考察，亦认为温说不妥。其理由有三：1.从碑文实刻文字看，应为“一十九”，无论如何也说不成“四十八”，这从照片上也看得出来。2.大像龛内的立佛数量，实际为五十一尊，计北壁有二十八尊，西壁十四尊、南壁九尊。按温先生的算法，南壁应为六尊才能合“四十八”之数，但他忽略了东端上方的一龛，此龛现已破损，但大小规格与其下的三尊像龛相等，恰凡纳斯的旧照片上曾有一尊较完整的立佛，即曾布川宽所称之第四十九尊，但此龛为三尊像龛，另有两尊同大的立佛已凿出大形但未完工。南北两壁的造像，在两个力士的东端（外侧）规划是相同的，即各开两龛。北壁已完成，南壁未完成（可能是石质的原因，从现存石质状况看，确不宜造像），但这一龛三尊像却已显示了最初的计划。若把这二尊未完工的立佛也计算在内，三壁立佛总共有五十一尊，而非四十八尊。3.在“唐内侍省功德之碑”与五十一尊立佛的位置关系方面，显然过于勉强。北壁最外端为功德之碑，中间隔着十几个洞窟才是北壁的立佛处。如果高力士等人确实造了这“四十八尊阿弥陀立佛”，应该把功德之碑刻在立佛的旁边或中间，不应间隔如此大的距离。因此，从碑文实物，造像实物和碑与像的位置关系看，温玉成的推测都不能成立。

高力士等人造的“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在哪里呢？曾布川宽教授比较谨慎地提出“恐即碑之右侧一龛，门口左右有二力士，上方则刻二飞天于云际飞舞”。[16]即右壁下方的较大窟。这个推测有道理，功德之碑与该窟高度一样且位置紧靠，应为同时设计凿作，并且碑文周围再无可对应之窟。该窟现编号为第1250窟，按贯例，不妨称作高力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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