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昆剧的故乡。昆剧的流播面曾覆盖过大半个中国，形成了北昆、晋昆、川昆、湘昆、徽昆、永嘉昆、滇昆等诸多分支。在明、清两代，昆剧又曾维持了两个多世纪的鼎盛，在这期间，苏州也因此成了全国戏剧活动的中心。

那么，什么是昆剧艺术精神呢？昆剧艺术精神是一种高瞻远瞩，勇于摆脱域限并勇于面向全国的精神。翻开昆剧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在16世纪中叶，以太仓魏良辅为核心的一批吴中声腔家开始着手对昆山腔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成功地消解了地方声腔的地域局限：既引进了北曲的声腔艺术和先进的北曲宫调、曲牌理论，同时又突破了昆山方言的局限，演唱语音以“苏州――中州音”为基础，从而沟通了大江南北的观众。正是魏良辅群落的这种勇于冲破域限，敢于“出线”的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胆识，使小小的昆山腔终于有能力走出苏州，一举叩开了南北艺术市场的大门而成为遍布全国的大剧种。

昆剧艺术精神又是一种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精神。昆曲中南曲、北曲能够在矛盾中统一，苏州音、中州音也能够和谐地共处一炉，正是得力于魏良辅群落科学地利用了吴文化这种固有的文化品性，使昆曲在创始之初就具备一种蓬勃开放，而不是封闭凝固的艺术素质，在她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丰满和完善了这种艺术素质。如典雅对于通俗的兼容，最终造就了昆剧雅俗共赏的艺术风范；“雅部”对“花部”的兼容使昆剧能够组建起自己的“时调”和武戏系统，从而大大丰富了剧目库。昆剧正是凭借了它兼容的优势才得以持续地维持“剧坛霸主”地位数百年。此外，在这期间，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兼收并蓄吴文化中一切最新的艺术成就。昆剧艺术成为了吴文化的极其明亮的窗口，它能为各个时期的观众展示吴地文化中所有文学、音乐、穿戴、化妆、表演、歌唱、舞蹈、诗歌、雕塑、武术、杂耍乃至民俗、民风等方方面面的进步。中国戏剧所特有的高度的地方性、综合性，被昆剧发挥到了极致，并因滋养了后世的地方戏曲而被称之为“百戏之祖”。

昆剧艺术精神更是一种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的精神。昆剧艺术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满足，但昆剧从诞生的一刻起就摒弃了唯美主义。昆山梁辰鱼按照昆曲音律创作的第一个昆剧传奇《浣纱记》，就以春秋时期越国灭亡吴国的历史故事，揭示了广大市民阶层乃至整个社会所最为关心的热点；紧随《浣纱记》，相传太仓王世贞以传奇《鸣凤记》描写了以夏言、杨继盛为首的忠臣与严嵩父子间的一场政治斗争，开了昆曲“时政剧”的先河；稍后，临川汤显祖的不朽名著《牡丹亭》在黑暗中高擎了反对封建礼教的火炬；清初，浙江洪升著《长生殿》，借唐代“安史之乱”的史实，揭示了造成社会大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本身的荒淫和腐败；山东孔尚任则以《桃花扇》宣泄了反清复明的民族心绪。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苏州剧作家李玉，他以明末苏州市民反阉党和苏州纺织工人抗捐罢工的群众斗争为题材，创作了传奇《清忠谱》和《万民安》。这些名闻中外的昆剧传奇，融进了剧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形成了昆剧传奇的主流。

昆剧艺术精神同时是一种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精神。昆剧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艺术传统，这就是：剧本文学传统、舞台表演传统和推陈出新的传统。昆剧的优秀传统在它一代又一代的承上启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逐渐形成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又在发展的新起点上继承的良性循环机制。昆剧的三大优秀传统是互动的、完整的。众所周知，时代对传统的积淀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昆剧的优秀传统不仅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相得益彰的成熟，而且表现了它在追求时代认同时的较强的能动性。在各个历史时期，昆剧三大优良传统正因为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这才使得古代昆剧能在几个世纪中长盛不衰。

一言以蔽之，所谓昆剧艺术精神乃是一种前卫的革新精神，广泛地根植于社会生活、紧贴着时代的进取精神，也是一种致力于优秀传统的构建、积淀和继往开来的精神。昆剧艺术精神是苏州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古典的昆剧艺术精神和建设现代化苏州并不矛盾，相反，苏州的文化繁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十分需要这种精神。昆剧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艺术遗产，这是弥足珍贵的苏州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作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旅游城市，这又是一笔文化内涵深厚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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