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商品流通过程之中，加深了与市场的联系，小农阶层也不例外，农闲时他们以全部家庭劳力从事手工业生产，通过设在市镇里的牙行出售手工业产品换取货币，再用这些货币“易其日常所需者而返”。在棉织区和丝织区，农民甚至如市民一样，经常到市镇的米行中购买大米作为生活的口粮，“躬耕之家，仍纺棉织布，抱布易银，以输正赋而买食米”。种种迹象表明，农民日常生活的视野开始超出他所居住的村落，扩展到以特定市镇为中心的领域。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即是农村与市镇交往在民间信仰层面表现。明初，国家祭祀体系中确立了城隍的固定位置，城隍制度作为定制，只有县级以上行政单位才有资格设立城隍庙，城隍神的性质，相当于“冥界的专门官僚”，和现世的府、州、县相对应。明末清初以后，江南各主要市镇相继出现了镇城隍庙。市镇周边村落的土地庙与镇城隍庙相比，处于从属的地位；每当镇庙举行庙会之际，各土地庙将村中各家所征收来的钱粮上纳至镇城隍庙中，形成了“解钱粮”的习俗。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最早注意到这一宗教习惯，他认为，镇城隍神一般都由所属州县的城隍神充任，说明了这些镇城隍并非象征着这些市镇要求成为与州县对等的“都市”，而是希望把自己置位于首都―省府―府城―州县各级行政序列的下层；镇城隍的发展和村庙与镇城隍庙之间解钱粮关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连，江南农村在明后期经历了商业化、都市化的社会经济变动，镇城隍庙的形成，可视为对这种变动所作的宗教反应。然而，由于资料的缺乏，滨岛不得不借助于推论来构成某些重要的逻辑环节，致使其某些论证不免显得生涩。譬如，他过份地关注经济中心地对周边农村的支配作用，造成一种人为的假象，即“解钱粮”中镇庙与村庙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除了具有行政区划的意味外，更多地是按照市场的层级呈现出来；而忽视了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乃至村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质上没有突破福武直的“乡镇共同体”论。有鉴于此，本文选取清代苏州地区为研究个案，不仅从市镇角度也从农村角度，综合政治经济的层级和神祗灵力的大小等因素，重新审视村庙和镇庙在近世江南地方社会中的功用。二、“解钱粮”习俗之种种所谓“解钱粮”的习俗，是指市镇四乡的农民，在市镇城隍庙或东岳庙的诞辰节庆时，向镇庙交纳铜钱或纸币，并抬着村庙神像到市镇参拜、朝集，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作“解皇（黄）钱”或者“解天饷”。据顾禄的《清嘉录》卷二《解天饷》：“春中，各乡土地神庙，有解天饷之举，司香火者董其事。庙中设柜，收纳阡张、元宝，俗呼钱粮。凡属境内居民，每户献纳一副、十副、数十副不等。每完一副，必输纳费钱若干文，名曰解费。献纳稍迟，则遣人于街鸣锣使闻，谓之‘催钱粮’。有头限、二限、三限之目，限满之日，盛设仪从鼓乐，戴甲马，舁神至穹隆山上真观，以钱粮焚化玉帝殿庭，为境内居民祈福，名曰‘解天饷’”。与“传统”的其他庙会节庆活动一样，“解钱粮”在明末清初时期才真正普遍化。顺治年间，昆山县民创立为阴司上纳钱粮之说，“自夏徂秋，各舁乡都土地神，置会首家，号‘征钱粮’。境内每户输阡张一束，佐以纸帛。既遍舁神像至城隍庙汇纳，皆敛钱为之，名‘解钱粮乾隆《沙头里志》亦曰：“解黄钱，前代无此风，始顺治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为东岳齐天圣帝生辰，此日前后，江南许多地方都有“解钱粮”的习惯，“自清明前后迄四月，各乡迎神报赛，几无虚日”。昆山县的正仪镇，每逢“三月廿八，各村民环输纸帛，舁神送至东岳庙”，互相争胜。在宝山县，“乡民敛钱迎神赛会，每于三月间解黄钱，赴东岳行宫焚纳”，清明前后十余日达到高潮。江湾镇一带，“附近村坊各以船载楮帛”，聚集在镇上的东岳行宫，“鸣金张帜交纳，庙内堆积如山”。嘉定县“解皇钱”之俗盛行于东北各乡，“以金银箔糊绝大之元宝数千枚，舁至城中集仙宫焚之，意谓下界解于玉皇之钱粮也”。吴江县的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和震泽镇，在三月二十八日皆有乡人赴镇庙拈香的传统，是日，四乡农民驾驶农船，飞棹往来，以至各镇“阗塞衢路”，“楼船野舫充满溪河”在平望镇，乡民还将镇庙中神像抬到附近各乡村，“绕塘而行，曰走菩萨”。太仓州璜泾镇的东岳庙是附近城乡庙宇“解黄钱”的对象，每年自三月朔至四月终，璜泾镇四乡村民“多舁村神往朝之”，甚至连相邻的沙头镇亦有“舁神像押后至璜泾东岳庙”者，场面异常热闹，“士女烧香者填塞道路，乡城扮神会纳楮帛，多傅粉墨为丧神像，鸣金以卫之”。除了东岳诞辰，一年中的其他节庆也多举行“解钱粮”。例如，每年七月中旬，昆山正仪镇附近各村有“舁神解纸帛之会”。江南市镇里的庙宇，占统治地位的是镇城隍庙和东岳庙，乡民“解钱粮”参拜的庙宇多不外两者，以故两庙在功能上逐渐有合流之势，甚或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吴县黄埭镇每年四月间，例行赛城隍会三日，称作“解天饷”：“第一日，（城隍神）巡行本街，为演会。第二日，诣管山，解东岳饷，为正会。……第三日至琳桥，为末会，俗称‘神望外婆家’，到则一年平安，田地丰盛，否则彼处不吉”。从中可见，城隍庙会的第一天，城隍神主要在黄埭镇的街市范围里巡游，第二天，则向更高一级的管山东岳庙作参拜，第三天城隍神至琳桥，对其所管辖的村庙进行保佑。而吴江县黎里镇中秋节前后的太平神会，通过“游河上殿”，把城隍、东岳等神像与村庙中诸神汇聚一处，使村庙和镇庙之间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村庙只对应一个镇庙那么简单。庙会具体的巡游情况是，八月十一日，“奉城隍及随粮王土地游巡，诸神至村庙中，曰宿山。十二日排列执事由水道绕市河，至罗汉寺、东岳庙两处公馆，谓之接佛。十三日设筵演剧。十四、十五、十六日，昼夜出会。……十六日，诸神会至东栅，司会者备船只，由市河归庙，谓之‘游河上殿’”。与黎里紧邻的平望镇有“团席”一俗，与此性质类似。“自正月至二月，（该镇）各坊及各乡村祠庙俱迎神投刺贺岁。亦有演剧设席者，既毕，城隍复演剧设席，遍请各神，名曰‘团席’”。透过“解钱粮”这一习俗，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村庙与镇庙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村庙相对于镇庙是处于从属位置的。当位于市镇的上位庙举办庙会时，位于乡村的下位庙要向前者上纳现世的铜钱和冥界的纸钱。下位庙向各“村”征收的铜钱和纸币叫“钱粮”，其征收行为叫“催征”或“征钱粮”，交纳行为叫“输粮”，均使用国家征收税粮的用语，体现了“国家田赋的催、征、解、收的征收关系”。更为有趣的现象是，在太仓州迎神赛会的队伍中，“有中军官及解粮厅，各色僭服品级顶带”，表现出民间信仰对世俗等级制度的刻意模仿。三、村庙和镇庙的关系之一：上位庙和下位庙正如在地方官僚体系中，地方官员的辖区同时包括都市和乡村一样，与地方官员相对应的城隍神，从理论上说就是一定行政区域的守护神，庙界的等级和庙神的职位是对应的。以此类推，镇庙也存在着固定的“庙界”，具体地说，每一个镇庙均有多个村庙作为下位庙被其管辖。嘉定县娄塘镇东岳庙的下位庙有十座，分别是南庙、北庙、送子庙、陆正堂、西子庙、地藏殿、草庵、靖龙庵、南双庙、北双庙。在滨岛敦俊看来，下位庙就是土地庙，其“庙界”是“社”的领域。在江南地区，镇庙与社庙是不容混淆的，例如，盛泽镇之庙，“宣称总管庙，不得呼为社庙”。“社”具有地缘性社会集团的性质，既可以与自然村落相重合，也可作为信仰同一土地庙的团体而独立存在。昆山农村多有猛将社，有的以自然村为社，有的以自觉结合，十来户人家一社。吴县“乡间村庄，有土地庙者十占八九，甚或一村数个，亦为常事”。镇庙对于其下位庙――社庙或者村庙的统制，不仅只有冥界的意义，后者向前者上纳现世的铜钱，更表现出一种有形的世俗性上下级关系。举行每次庙会，都需要足够的财力作为保障。资金的筹集，或借助现成的基层组织，或由专门人员担任会首、庙董之职，向市民和村民摊派。嘉定县每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城隍会，由“市侩敛钱演剧”，该县“每岁冬令，城市镇乡均借酬神为名，醵资演戏，年岁丰稔，演者尤多”。每值此类情形，多由“社司各分庙界”。在南翔镇和方泰镇一带，“庙界”内的各个村庄先分担费用，再经村中有钱人的召集，向每个村民摊派；安亭镇则由“太保”到各个村落征收“社粮”。吴县最为流行的庙会当属猛将会，出会费用由各村共同负担；而对于每个村庄来说，有资格供奉刘猛将神像的人家被称作会员，会员每年轮流出资，轮到的会员就是该年村里的会董。常熟县祀神敛钱，被称为“打抽丰”，由地保和道士分投募筹。虞人打抽丰之风甚盛。各图地保岁藉祀神之名，遍发简帖，按户敛钱。此地保之打抽丰也。道士之为醮头者（道士亦分部落，每一部落有一领袖，谓之曰醮头），节届端阳，则以彩纸，巧折方胜连环。复点睛画须。作类似之虎臭黑秃笔，书镇宅之符，致送于各主顾家。以区区微物索赔蓰之酬，此道士之打抽丰也在士大夫阶层眼中，会首多为无赖或不逞之徒。这在地方文献中多有反映。例如，同治《苏州府志》卷三《风俗》曰：“吴俗信鬼巫，好为迎神赛会。春时搭台演戏，遍及城乡。五六月间，妄言五方神降灾�，或言刘猛将，以社田事广募金钱，哄动闾里。群无赖推一人为会首，毕力经营，百戏罗列”。光绪《整饬风俗条教告示》中称：“迎神赛会，……乃闻镇市乡村，更有公举桀黠者流，充会中之首事”。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十六《风土上・太仓州》亦云：“不逞之徒于旷野搭台敛钱演戏，苛派出资，稍不遂意，则群殴之，必输助而后已，名曰敛头”。相对而言，吴江县志中的记载，较少有贬低“会首”的意味，该县每岁元旦坊巷乡村各为天曹会，“村间亦有为醵会者，先于岁暮，人醵米五升，纳于当年会长，以供酒�ブ�费”。吴江县的市镇，财力多雄厚，举办庙会，或由工商界资助，或由镇中各姓平摊，还有按照镇内坊区逐年轮值的。双杨庙会由震泽丝业和南浔丝业共同筹款资助，并遣昭灵侯庙的道士至周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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