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是明代倭乱中的大海盗。汪直武力走私并带助长倭寇之乱，其危害百姓人财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不仅仅如此简单。

事实上自宋代以来，中国人的海上贸易走在世界前列，步伐之大令人瞩目。它为社会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令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催生了大批商业城市和市民文化。这也正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路径的源头。

但是到了明代，经济政策反而转趋保守。明太祖希望恢复简朴的农业社会，实施“海禁”，将本应继续发扬光大的海上贸易大加钳制。后世朝廷也利用种种理由，时张时弛地维持海禁。正常的海上贸易被阻塞，给沿海民生和社会商业资本的发展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更糟糕的是，传统的大一统的专制帝制下，民间也没有正常途径发出诉求并影响朝政，使得政策弊端难以得到检讨与改变。帝国在东亚长期的文明独尊的局面，更加剧了固守农业自然经济陈规、忽视海洋的心态，它只看到“郑和下西洋”式的朝贡体制的是华而不实，却排斥了宋代兴起的海上贸易体制在经济与技术上巨大的竞争优势。

海禁阻塞了正常贸易，于是东南沿海走私横行，连带倭寇难平。汪直不过是把它做大做强了的典型而已。正所谓“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商转为寇”。明代建国200后，政府面对冷酷的现实终于稍稍改变海禁政策――隆庆开关有限制地准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可以说这也是拜汪直等人的“功劳”呢。

不过开关之后，虽然民间海上商贸大发展，但政府对于海上贸易还是消极的，更别提有什么类似西欧国家的那种鼓励、支持、资助海上贸易、探险的态度。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没有大一统的帝制，邦国分立和政教争端的局面反而令他们的商业资本得以冲破樊篱；欧洲各国也在竞争中认识到商业资本的价值，大力支持海上贸易。中国与欧洲后来的差距由此拉开。

因此有人设想，以宋代以来打下的基础，若明代无海禁，或者之后大明朝甚至鼓励、资助海上贸易与探险，汪直说不定会成为我们的哥伦布与库克船长，他说不定会经营我们的东印度公司呢。可惜这都只是假设。最主要是因为，长期独尊东亚的农业帝国的朝廷看不到海洋时代业已来临的大势所趋，商业资本面对大一统帝国的朝廷也难以仅靠自己的力量出头。这种大历史的格局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可以这么说，明朝农业帝国体制之下，新型的商业资本经济难有突破、处境困顿。海禁与汪直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军队组织、司法体制等等领域。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也养不大也就不出奇。难怪有人说，相比唐宋朝廷的开放进取，明代朝廷是内敛固步、甚至经济政策倒退的时代，结果把民间经济潜在的优势也盖住了，白白便宜了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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