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漫长的文学鉴赏史，可见逐步形成了一些传统的鉴赏方式。这种鉴赏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模式，也不同于现代的样式，是一种传统的民族形式，显示了特有的思维范式和审美心理与表述习惯。总结和研究传统的文学鉴赏方式，不仅有助于归纳总结古代文学鉴赏的理论和经验，而且有利于发展和提高今天的鉴赏水平。 

古代作品系文言写作，书面语和口头语不完全一致，因最早的书写工具不方便，用刀、漆书之于骨、甲、木、竹上，即就是到后世有了毛笔、布帛、纸张，也都力求文词简约、凝炼。古汉语本身虽有发展变化，中古之后逐步与口语接近，可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仍然有较大的差异。为此，即就是古人，对前代或当代作品都有个“助读”的问题。助读的第一步是注释，诠解字义，释明名物，说清典章，交代制度。第二步是“疏”，即在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或进一步发挥，这较注详明，已较多地掺入讲述人的见解观点。第三步为“笺”，是就注加以申说或评论。《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于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尊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可见笺与疏接近，都在注的基础上再加发挥。第四步为“证”，旁征博引以印证，借以帮助理解。这四者不是对每篇作品都必须，同时疏、笺、证也无严格的界定，故有注疏、笺证之称。但也明显可见，注，多在说文解字，讲究客观性、科学性，疏、笺、证，则多主观性、学术性、艺术性。正由于这种诠释者的主观意识介入，也就逐步发展成鉴赏性文字。 

古代文学鉴赏方式的独特性，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旁涉式先秦、两汉时尚未建立纯文学鉴赏的理论，其时的哲学、思想、政治、历史性著作中，有时也涉及到文学作品，其目的并不在于鉴赏，而是作为一项例证。像孟子关于“以意逆志”的阐述：“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孟子的原意并不是对文学鉴赏提出见解，也不是对诗经中《小雅・北山》、《大雅・兴汉》等篇作分析鉴赏，而是与弟子咸丘蒙讨论舜与尧及舜与其父的关系，缘此涉及到相关诗句的理解，进而就诗句的理解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从而给后世文学鉴赏立下了一个不可移易的法则。 

旁涉式的另一种形态，就是后世的文论、诗论中，作者取例证其论点，涉及到一些作品。原非对这些作品的鉴赏，而实际却对鉴赏起了引导作用。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运娲悍纾�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滕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卷一）还有《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等。这也就引发出鉴赏家对这“自”字的出神入化大加赞誉。薛雪《一瓢诗话》说：“下一‘自’字，便觉其寄身离乱感时伤事之情，掬出纸上。”赵仿说：“天地间景物，非有所厚薄于人，唯人当适意时，则情与景会，而景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慊，则景物与我莫不相干，故公诗多用一‘自’字。”（《杜少陵集详注》卷七仇注引）像这种类型，始出旁涉，而后便自成门户。旁涉者本不足以称为鉴赏，但因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无成型的鉴赏文，故这也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方式。 

随感式旁涉是由论带出的例，随感则是由例产生的感。这种随遇而发，随兴而发的鉴赏，取例往往有典型性，赏论具有普遍性。这种方式被大量采用，诗话、文论中屡见不鲜。既是随感，也就任人发感兴慨。 

缘诗而悟诗道从诗句感悟出作诗之理。托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按：《金针诗格》旧署白居易，而书中引宋人梅尧臣语，故为伪托。作者无考。）中说：“喜而得之其辞丽：‘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九枝花。’怒而得之其辞愤：‘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哀而得之其辞伤：‘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乐而得之其辞逸：‘谁家绿酒饮连夜，何处红妆睡到明？’失之大喜其辞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失之大怒其辞躁：‘解通银汉终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失之大哀其辞伤：‘主客夜呻吟，痛入妻子心。’失之大乐其辞荡：‘骤然始散东城外，倏忽还逢南陌头。’”作者从具体作品出发，道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诗当缘情而发，诗根在于情，喜怒哀乐之情产生丽愤伤逸之诗作；一是其情要“合度”，太过了则会失之于放躁伤荡，就是儒家美学观中的中和之美。这种感悟来自具体作品，讲来自然谐适，极易给人以启迪与教益。 

缘诗而道诗艺由具体诗句而言诗歌艺术，不必长篇大论，只要稍加点拨，则事理昭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古梅花诗佳者多矣。冯钝吟云：‘羡他清绝西溪水，才得冰开便照君。’真前人所未有。余《咏芦花》诗，颇刻画矣，刘霞裳云：‘知否杨花翻羡汝，一生从不识春愁。’余不觉失色。金寿门画杏花一枝，题云：‘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咏梅而思至于冰，咏芦花而思至于杨花，咏杏花而思至于状元，皆从天外落想，焉得不佳？”作者意在说明诗“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诗要善取譬，又要逞想象，喻体与本体血缘愈远且又切合，方称佳选，也就是“天外落想”始妙。 

缘诗而言人品诗如其人，一般地说是如此。薛雪《一瓢诗话》中曾历数人品与诗品的关系：“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一般地说人品和诗品是一致的，偶而也有相悖的情况。而人品说是“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虽过分强调了先天资质，可也道出了一些规律。 

随感式鉴赏，或就篇，或就句，谈自己的感受，或言诗道，或言诗艺，或言人品，甚至有时仅以诗为缘起，畅言治国、为人等等道理，形制短小，方式灵活，有理有据，颇易为人接受。它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有时也会出现表面性、片面性的问题。 

释义式鉴赏的释义和打破文字隔阂的注释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只是疏通文意，而在咬文嚼字时破译其内在的蕴含，并揭示其艺术的妙缔。因而又可分为几种类型。 

剖解型剖解作品肌理，犹如冲泡茶叶，使浓缩干固的茶质溶解稀释，其色香味散发出来。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解杜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剖析出这一联中丰赡的含意：久客思乡的心绪，孤独无依的苦闷，家隔万里的悲哀，暮年乱世的慨叹，还有悲秋苦病的情思。这种释义，使抽象义具体化，简略义详明化，隐含义明朗化，借代义特指化，断续义连贯化，有很好的助读作用。 

透视型透过语义的表层，深入探究其深衷曲意。透视型的说诗，就不再停留于字面剖解，而由“在此”之言道出“在彼”之意。言是入门的向导，意才是堂奥的珍宝。透视，一种为从诗透视到事。宋代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杜子美《病柏》、《病桔》、《枯棕》、《枯楠》四诗，皆兴当时事。《病柏》当为明皇作，与《杜鹃行》同意。《枯棕》比民之残困，则其篇中自言矣。《枯楠》云‘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当为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桔》始言‘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劳民，疑若指近幸之不得志者。”作品所言为病柏、病桔、枯棕、枯楠，系咏物，而解说者则称其为言事，物是象，事是意，由象探及其意。另一种为透过诗探及寓意，不同于第一种者，在于这种寓意不坐实某人某事，而是一种意念、情绪。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中说：“老杜《莴苣》诗云：‘两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苋迷汝来，宗生实于此。’皆兴小人盛而抑君子也。至高适《题张处菜园》则云：‘耕地桑拓间，地肥菜常熟。为问葵藿资，何如庙堂肉。’则近乎讪矣。”（卷二）透视，和剖析不同，剖析的对象物是诗语本身，故只有详略、深浅、精粗的问题，而透视时诗句仅为一个中介，其潜在义就比较玄，极易出现见仁见智的问题。关于如何对待“寄托”我们曾有专文论述，这里仅是指出古代鉴赏的一种类型而已。 

旁逸型缘诗文写出自己的体验与感受。这不在于剖析作品的涵义，也不在探究作品的底蕴，而是自抒感慨。看来这好像与鉴赏无关，为作者的随感，而从这旁枝逸出的内容，却给人以鉴赏方面的启示。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过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能得，夜辄形诸梦寐。曾作诗曰：‘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及作官后，购书万卷，翻不暇读也。有如少时牙齿坚强，贫不得食；衰年珍羞满前，而齿脱腹果，不能餍饫，为可叹也！偶读东坡《李氏山房藏书记》，甚言少时得书之难，后书多而转无人读。正与此意同。”袁枚读苏轼的文，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感受深切。这也就启示人，要能真切地理解作品，读者本身也得有类似的生活体验，这才容易激发阅读感情和理解作品所写。 

随感式的鉴赏，特点就在于“随”：随遇而谈，随意而谈，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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