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继承发展了明代《包龙图公案词话》和清代《施公案》等作品的积极影响，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类拔萃的作品。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是中国话本体长篇公案侠义小说当之无愧的高峰。 

一：“三侠”所指及侠义公案小说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说唱本《包公案》编写而来的，与《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书组成一个系列。清代著名学者俞樾为其做修订时，以“书中南侠、北侠，双侠，其数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侠艾虎，则之成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二人非侠而何？”于是将其更名为《七侠五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云：“如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此说大约引自俞樾修订的《七侠五义》序言。 

其实，“七侠五义”之称与“三侠即南侠、北侠、双侠”之说一样，是错误的。因为，并非所有冠之以“侠”字称谓的人便是书中的主角；同样的，并非没有这种称号的人便不是真正的侠士。依照书中各个人物所占篇幅和重要程度来看，尤其是从此书的思想性来分析，《三侠五义》中所说的三侠应该是展昭、欧阳春和智化。这三个人分别体现着中国古代三种哲学思想，展昭代表儒教，欧阳春代表佛教，智化代表道教。 

中国一向提倡“文以载道”，每一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道德规范与其所特有的气息，亦包括当时所提倡的“道”，即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武侠小说虽然一直被视为“闲书”，但其中不少作品都反映出了深奥的文学思想。 

《三侠五义》的原作者石玉昆生活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忠烈侠义传》这套作品经他以“说书”的形式传唱出来，于光绪五年成书，其间经过数位无名文人修订改写，使得全书的文艺思想极其符合封建王朝的正统观念。这种正统观念的表现首先在书名上。 

在中国的词语里，有限的几个包括数字“三”和“五”的成语，绝大多数和统治者或正统思想有关，例如“三皇五帝”、“三纲五常”、“三坟五典”等等。从这几个词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侠五义》其书的思想根源：三皇五帝是历代公认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三坟五典则是为三皇五帝所立的传记。孔安国的《尚书序》中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注1从历史进程来看，三皇五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的社会自原始混沌状态向有秩序状态过渡的时期，而三坟五典中所讲述的，恰恰是“如何建立秩序”的事。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便将儒家学说确立为正统思想；此后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与道教相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学，亦成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思想；道教是中国的“土产”宗教，历代统治者虽然不以其为正统，但也不十分排斥它。三纲五常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遵从的“秩序”。其中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的“大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倡导的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常道”。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或说那些修订《三侠五义》的文人）的原意，是以三侠之行为写“维护大道”，以五义之做法写“坚持常道”。总之，这些侠者义士们都是凭借非常手段维护和完善社会秩序的人。不过，可喜的是，作者并未刻板地去照搬三纲五常，而在书中将“三纲”演化为儒、释、道三教，并将这三教的宗旨统一在“侠义”这两个字上。 

另外，从《三侠五义》其书的结构也可看出原作者和修订者的思想定位。此书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每个部分以一位侠士作为中心人物。 

“三侠”中最先出场的是南侠展昭，他不仅是这部长篇章回小说第一部分的中心，也是全书的线索人物。 

《三侠五义》以“狸猫换太子”开篇，明确交代时代背景：北宋仁宗年间，以包公赶考遇难引出展昭其人，并介绍他的来历、出身及其“南侠”之称号，再以南侠的活动为线索，导出五义。自第三回“英雄初救难”至第五十七回“包相保贤豪”，南侠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而到此，全书的第一部分也就结束了。 

第二部分自第五十八回“九如遇恩星”始，以五义中的彻地鼠韩彰、翻江鼠蒋平及丁兆兰等人的活动为过渡，自此至七十八回“玉堂拜双侠”为止，故事的主人公为北侠欧阳春，并在其间通过北侠的活动引出黑妖狐智化来。 

在三侠中，智化登场比较晚。他是在第七十二回“学艺招贤馆”中与其弟子艾虎同时亮相的。与南北二侠不同的是，他不是作为“游侠”露面的，当时他的身份是“无处可去”，因而在马强处“暂且栖身”的豪杰。但是，在七十八回北侠随白玉堂赴京打官司之后，直到百二十回全书结束，智化是故事的灵魂人物。 

《三侠五义》虽然是以三侠作为其主人公来进行故事铺陈的，但五义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三侠是故事的主线，而五义是书的无形辅线。他们的活动，始终与三侠的行动这条主干相辅相成。正因有五义穿插其中，全书才能首尾连贯，不至脱节。并且，作者借助他们的行动，明确写出的“侠”与“义”的不同--“侠”是指依仗一己之力以助被欺凌者的人，其行为带有很强的“独行”意味；“义”则指仗义之士，且包含“聚啸”、“结义”之意。所以，作者在写到五义时，更多地刻画了他们彼此间的感情，陷空岛结拜、卢方寻找义弟、蒋平寻韩彰等情节，无不突出了五义之间的深情厚谊。 

然而，古人说得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无论是侠也好，义也好，他们维护社会秩序都是借助非常手段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伸张正义之时，他们（事实上也包括作者和读者们）刻意忽略了当时的社会规范，采取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为了使他们的行为有所依托，作者特意安排了一位清官作为他们的思想领袖。本书的这种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侠义公案小说模式”。 

鲁迅先生曾说：“凡此流小说，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总领一切豪俊。”在书中，这个“总领豪俊”的名臣，乃包公文正注2是也。在以展昭为主角的第一部分中，穿插了大量“包公断案”的情节，常使得展昭的活动被推到幕后，展南侠其人，也就无可奈何地成了“地下英雄”。 

作者这样安排，一方面是为了给展昭投靠朝廷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为了报答包相提携之恩，也是为了全包拯的这份朋友之谊；另一方面，作者也想借此展现出他所认定的“公正廉明”的标准：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富贵所动，绝不跟奸臣同流合污，一心为民做主。出身儒家的包公正是这一类清官的代表，展昭肯辅佐他自是理所当然。当包公限于职责不能出京时，作者又安排了倪继祖和颜查散这两个人，代包公行使“总领豪俊”的权力。这两个人实际上和包公是“三位一体”的（倪继祖任太守时被人诬陷，是包公为他洗清了冤屈，颜查散则是包公的学生。）。在北侠的故事中，倪继祖是“名吏大臣”；而在智化为主角的故事里，颜查散是“中枢”。为衬托全书的哲学底蕴，作者有意用了大段笔墨描述了二人的身世背景及行事作风。倪继祖之母寄身尼姑庵，份属佛门；而颜查散其人，作为包公的门生，可以说是包公的继承与发展，其所作所为，更为符合道教不为尘世礼法拘束的理论。比包公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干脆与锦毛鼠白玉堂结为兄弟，当时白玉堂却只不过是个一心想找展护卫“合气”的草莽英豪。在颜查散身上，有着比包公更为浓厚的任侠豪放的气质，因此也就更多些对侠义之士的凝聚力。所以，在后半部书里，颜查散能够担起统率群豪，平定襄阳王的责任。 

通过上述类比可以看出，三侠与其故事中任“中枢”的名臣都有着相同的哲学底蕴。这样的安排，使得小说中的武林争斗和朝廷政治纠纷从始至终密切相关，“为国”与“为民”始终紧密结合，不可分割，也使得侠义之士的行动有所依托，有明确的思想作为指导。这样的结构设置与全书的思想内涵密不可分。《三侠五义》，原先之所以题名为《忠烈侠义传》，就是因为作者的文艺思想定位，在“忠”和“烈”这两个字上。“以名臣大吏为中枢”，则使侠士们的“忠”有所根据，以江湖争斗为情节，则使侠士们的“烈”有所体现。“忠”和“烈”是原则，“侠”和“义”是表现，也是手段，而其最终所论述的思想，是“三教归一”。 

值得一提的是，《三侠五义》的问世，开创了侠义公案小说这一模式。而且，由于它情节精彩，文艺思想水平较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受欢迎。因而此书一出，仿写者甚众，以至当时侠义公案小说蔚然成风，《狄公案》、《彭公案》等皆属此类。但是这些模仿之作大多不具备同样的写作水准，亦无法反映出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二：三侠的形象及其所代表的三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三侠五义》的明线 

陈墨先生在《中国新武侠二十家》中曾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三侠五义》这部书就是通过描写三侠的性格，进而讲述其命运，进而表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的。其叙述的顺序大抵如下： 

1． 儒侠--理想人物南侠： 

南侠展昭是作者最初撰书时设定的理想人物。他相貌英俊，文武双全，为人侠义当先，又极识大体，不似丁兆蕙、白玉堂等人那么恃才傲物。所以他的一切，在作者乃至当时的读者心中都是极其完美的，包括其命运--朋友众多，夫妻和美，本人又一再加官进爵，口碑也非常之好。 

在《三侠五义》当中，展昭的行侠事迹是记载最多的，所占篇幅也最长，计有：金龙寺一救包公，顺便替道人伸冤；土龙岗二救包公，并收王朝等四义士；周济田忠之妻，皇亲花园巧换藏春酒，一救金玉仙；天台镇捉拿刺客项福，三救包公；东皋林二救金玉仙；榆林镇周济胡王氏；汴梁城四救包公；武进县救颜福。通过叙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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