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戏答元珍》的创作心态与主题
一
欧阳修因替范仲淹鸣不平而得罪时权相吕夷简及左司谏高若讷,以“�附有私,诋欺罔畏,妄形书牍,移责谏臣,姿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带着老母寡妹,几乎是被驱赶出京师。历经五个月的长途跋涉,平安到达贬所。沿途诗作虽情调悲凉,然仍以理性精神,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态度。初到贬所,得到任知州的故旧朱庆基和判官丁元珍的厚待,专修“至喜堂”供其居住,勉励欧阳修既来之,则安之喜之。身为获罪之人,受此厚待,实为慰藉。对此他十分明白,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写道:“夫罪戾之人,宜弃恶地,处穷险,使其憔悴忧思而自知悔咎,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因为欧阳修是怀抱着“穷则独善其心”的信念来到夷陵的,故以“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书》)来自勉自戒,态度豁达超然,怨而不怒。
然而夷陵毕竟偏远,贫穷落后。他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面对眼前的环境,虽有知罪之心,自勉自戒,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痛苦,如《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光阴催晏岁,牢落惨惊飚。白发新年出,朱颜异域销。县楼朝见虎,官舍夜闻�^。寄信无秋雁,思归望斗杓。须知千里梦,长绕洛川桥。”这是与老朋友间敞开心扉、毫无保留的交流,尽管极力克制,但仍有流露。
与千万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一样,欧阳修以兼济天下为已任,心中所系的是国家安危,关心的是时政,虽然自已遭受贬谪,身处逆境,个人得失已置之度外。在困境中着意磨炼自己的意志,修炼自己的人格,如在夷陵所吟咏的风物中,最常见的桔、竹、梅的形象,可作为欧阳修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节操与信念的象征,也是其此时的精神寄托、人格体现。
总之,此一时期,他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呈现出多重性,一方面知罪自戒,怨而不怒,另一方面对遭贬愤懑不平,怀才不遇,心系国事民生,同时又用物象砥砺自己的意志,陶冶自己的情操,坚守自己的气节,养精蓄锐。虽偶有淡淡忧愁的流露,但昂扬乐观仍是此期创作的基本心态。
二
欧阳修与丁元珍的交往,在其诗文中可见一般。初到夷陵,丁元珍对其十分关怀。在《回丁判官书》中说:“今乃不然,独蒙加以厚礼,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穷厄而得其所为以无重悔如前训,可谓幸矣。”可见,对丁元珍的关怀他是由衷感激的。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丁元珍陪他外出游览,诗中可见,如《霁后看雪走笔呈元珍判官二首》、《冬至后三日陪丁元珍游东山寺》、《和丁宝巨游甘泉寺》等等,在游览中,得到美的享受,驱散心头的阴霾,也使二人感情日深。
欧阳修始居至喜堂,后在堂新开北轩,又新开棋轩,并分别写有诗作《至喜堂新开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可见二人志同道合,无所不言。与荆楚先贤“邻翁”(何参)交往,达到“无言两忘形,相对成终日”的境界,并写诗《夷陵岁着书事呈元珍表臣》,其中就言及“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把自己交贤的体会和感受与丁元珍交流,这也是感情甚笃的表现。《戏答元珍》即答丁元珍写的《花时久雨》,是他们互相交游赠答中的一幕。
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
题中为何称“戏答”,因为诗人此时是“罪戾之人”,而诗中要达表的又有深层含意,虽说不怒,怨意甚明,如此便用掩饰之词“戏答”;另一方面,他与丁元珍感情至善,可用“戏答”。
作为一首近体诗,首联破“早春”之题:作为“小州”、“下县”的夷陵小城,由于地处僻远,山重水隔,虽然已是二月,却依然春风难到,百花未开。交待了时间、地点和山城早春的气象。春风不到,暗寓皇恩不到,然怨而不怒。这一联起得也十分巧妙,前句问,后句答。欧阳修对首联也相当满意,尝自评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笔说・峡州诗话》),此说甚是,首句是种抽象的感受,若无“二月山城未见花”的坐实,则首句不免失之空泛,此为其一;其次,此两句本是先由“二月”“未见花”引发,却以倒装出之,一问一答,引人入胜。[1]清人许印芳评之:“起句妙在倒装,若从未见花说起便是凡笔”。(《瀛奎律髓汇评》卷四)。
颔联承首联“早春”之意,选择了山城二月最典型、最奇特的景物铺开描写,恰似将一幅山城早春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对夷陵的风物,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到,如《夷陵县至喜堂记》云:“有稻与鱼,又有桔柚茶笋四时之味”。“其覆皆用茅竹”。在《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中有“野篁抽夏笋,丛桔长春条。”的诗句。可见,竹、桔是他见到各物之中印象最深的,他也以此为精神寄托,作为他人格的象征。选取景物别有用意,写来别有韵味。上句说,冬天的残雪还在桔枝上,然“残雪”之下去年采摘剩下的桔果星星点点显露出来,经过一冬风霜雨雪,红得更加鲜艳,在白雪的映衬下,如同颗颗跳动的火苗,融化了霜雪,报道春天的到来。这一句把残景写活,写出生机,写出特色,可以说古今再也没有一位诗人用残雪、桔果来报春的了。下句说,还带着冰冻之声的春雷,将地下冬眠的竹笋惊醒,它们听到了春天的讯息,振奋精神,准备破土抽芽了。诗人以二十四节气中“惊蛰”,蛰虫在冬眠中被春雷所惊醒来状写春笋,以一个“欲”字赋予竹笋以知觉,以地下竹笋正欲抽芽之态,生动形象地描绘别人尚未觉察到的“早春”。颔联所写的“早春”是在春风不到的情况下,诗人先知先觉,最先找到的春景,然而又是十分典型的春色,于料峭春寒中见出盎然春意,颇富生机。
颈联由写景转为写感慨。诗人远谪山乡,虽有好友的关照与相陪,毕竟心系国事民生,听北归春雁声声鸣叫,勾起了无尽“乡思”――被贬前生活工作的洛阳;不正如同故乡一样令人怀念吗?由往事的回忆联想到目下的处境,抱病之身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年头。时光流逝,景物变换,怎不叫人感慨万千!该怎样排遣心中的郁闷呢?诗人并没有消沉,于是尾联落到“待春”上:“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意即:我曾经在产花名园洛阳享受过美丽的春光,虽然僻野之地的山花不可与名贵的牡丹相比,但还是等待着这迟开的山花吧。他在另一首诗《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中,也有“曾是洛阳花下客,欲夸风物向君羞”的诗句。在这里,对野花的迟开并不介意,也不哀叹,而是深信它们一定会开放。还有一首《戏赠丁判官》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须信春风无远近,维舟处处有花开”,同样都是表现出一种、自信、乐观的情趣。
三
欧阳修这首诗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主题呢?有说“诗中表现迁谪山乡的寂寞心情及其自为宽解之意” [2]。有说“诗以荒远山城的凄凉春景衬托自己的落寞情怀,篇末故作宽解之言,委婉地倾吐了内心的感触” [3]。笔者认为还没有全面表达全诗的主题,仅仅是首联和尾联的意思概括,尽管从律诗“起”“合”来看是核心部分。全诗应含有更复杂的政治寓意,是一首政治抒情诗。
首联春风不到,暗寓皇恩不到;颔联选取了桔、笋两个意象,既是地方特色,更是自己节操、信念的象征,桔傲霜雪,竹笋顽强地破土而出,是他自己的比照,在“无罪”遭弃掷的情况下,除怨皇帝不圣明外,更多的是养精蓄锐,坚强地挺住,因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于扶君济世,这从颔联“乡思”来看也可得到应证。“乡思”仅思自己的洛阳治所,意义太小,我们知道,洛阳时为,也是皇帝时往之城,“乡思”可理解为对皇帝亲近小人的耽心。颈联说抱病之身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年头,这“病”亦真亦假,是身病还是心病,或许皆有之。理解为心病,即获罪之身更为恰当,意谓,知罪悔过之人,以当地的风物桔、竹(笋)砥砺自己的意志又是一年了。尾联等待山花迟开,如此坚定的等待,实含有“赤子之心,皇上终会明白,济世之愿终会实现”之意。总之全诗充满着自信、乐观之情。反过头来我们就明白,正因为有如此复杂的思想深含其中,题目才称“戏答”。
从欧阳修被贬夷陵的心态变化及期间其它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创作心态来看,以上理解与欧阳修的原意较为契合。欧阳修后来的诗文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贬滁州时的名作《醉翁亭记》中,说“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便是其心系国事民生,以民乐为乐的思想体现。名赋《秋声赋》是在受到多次打击后所写,主旨在于提醒人们要自我尊重,养精蓄锐。这些思想与《戏答元珍》的主题一脉相承,可为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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