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又在文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诗、词等诸多领域卓然成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欧阳修以其毕生的精力、卓越的才华、创造性思维和开拓性实践，切实地改革了世风士气，更新了政坛、学坛、文坛风尚，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欧阳修也因此而被时人誉为“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⑴欧阳修一生充满着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成就欧阳修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忘身报国，救世济民”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思想基础。欧阳修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时代是北宋朝的中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一派升平气象。而实际情况是，统治阶级因循守旧、不知进取；劳动人民忍受压迫和剥削，敢怒不敢言；面对契丹、西夏的军事威胁，北宋王朝国防无力而奉行屈辱外交。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非常激烈。早年，欧阳修曾仿效韩愈的《杂说四首》写了《杂说三首》。第一首强调要有为而发，不作无病呻呤；第二首强调要建功立业，不追求功名利禄；第三首强调要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抒发他忘身报国、救世济民的人生理想。欧阳修一生关心国计民生。他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取架阁上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⑵他历任地方官，办事很认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尚及文章，惟谈吏事”。⑶景佑三年（1036），他在《原弊》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存在“三弊”（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的现实，并分析造成的原因，表现了改革弊政的愿望。他积极参加朝革，以谏官和知制诰的身份参与庆历新政，踔历风发，敢说敢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旺盛的改革热情；他始终坚持反因循、求改革，斗志至老不衰。

“疑古辨伪，力排旧说”是欧阳修创新精神体现在学术研究上的特征。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理论依据。在封建社会中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新式理论可资引征的情况下，作为庆历新政的鼓吹者和领导集团成员之一的欧阳修，把注意力投向了旧式“经”书――《易》、《诗》、《春秋》等。他把创新精神贯彻于学术研究，勇敢地举起疑古辨伪的旗帜，带来了学术思想的大解放，开创了我国学术发展的新时代。正如苏辙在评价欧阳修在经学研究方面的独创精神时所说：“欧阳修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⑷在笃信经传的中国中古时期，欧阳修敢于力排旧说，对传统经籍和后儒的传注提出质疑，疑《易传》、疑《诗序》、疑《周礼》，在维系旧秩序的旧理论架构上撕开一个口子,提出自已独到的见解，为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确实难能可贵。

“物极必反，数穷则变”是欧阳修《易》学研究中贯彻始终的思想，也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哲理基础。欧阳修在讲解《易》时说：“物极必反，数穷则变，天之常道也”，⑸并且告诉人们这个道理是贯穿《周易》全书的总道理，认识和掌握这个道理是正确理解《易》义的关键，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正确理论。欧阳修认为，“物极必反，数穷则变”不但是通盈天下之道，而且是四时恒久之道。他说：“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⑹在这里他告诉人们，恒久不是静止不动、永远保持原貌的恒久，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恒久，静止不动不可能保持恒久，客观事物只有在变化发展中才能保持恒久。欧阳修进一步指出，“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⑺君子明于恒久之道就能知进退存亡之理而化育天下。欧阳修这些认识已经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除弊兴利，革故鼎新”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实践目标。北宋一朝，多有沿袭前朝五代时的纷乱制度，所以官制、兵制等方面都明显存在冗滥的弊病。到仁宗时，冗官、冗费和冗兵这所谓“三冗”问题已成积弊，造成严重的政权危机和社会危机。欧阳修在朝历仕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宰相）等要职，经过不断的深沉思考，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生产、节约财用，严明赏罚、澄清吏治，练兵选将、巩固边防等改革主张及一系列除弊兴利，革故鼎新的具体办法。完全可以说，改革创新是欧阳修献给他的那个阶级和那个时代拯危救弊的一副良药。

欧阳修不仅有改革者的思想，也有改革的实际行动。他不仅是庆历新政的参与者，而且是新政决策集团的主要一员。新政酝酿期间，在围绕要不要改革的“庆历党议”这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方。他曾上书力荐改革派人物范仲淹，也曾为受打击的改革派官员辨冤，他更直接指斥阿附保守派代表人物吕夷简、诋毁范仲淹的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⑻为改革派争取领导权做了充分的实际工作，对促成改革出了大力。在新政实行期间，他参与决策，提建议，出主意，也切实督察新政的实行情况。例如，他连上三书按察官吏，他提出不循常规，于军中选将；他两论台官不当限资考；他建议整顿馆阁官职以杜绝冗滥，又两论更改贡举；欧阳修还连上两书建议黜降不能按要求按察部下官吏，致使昏官赃吏得不到惩处，造成地方的京西按察使陈洎、张�c，使陈、张两人受到降职处分。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欧阳修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为贯彻这些主张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比如：他主张不次用人，便向朝廷举荐才学、品格具佳的布衣士人苏洵、陈烈；他也曾奏请奖用70岁的老将孙沔。至和二年（1055年）他管领三班院，见官员冗滥空前，曾奏请进行厘革，“立定新制”。⑼嘉佑五年（1060年）他领管群牧司，因见“积习成弊”，也曾奏准改革旧制。他奉使河东时，见朝廷禁止耕种沿边之地，造成很大祸患，便拟定了召募耕种人之法，奏请朝廷施行等。尽管庆历新政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改革创新精神正是欧阳修及其那一代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

特别需要论及的是，欧阳修成功地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初以来的西昆体诗文“缀风月，弄花草”，一味好奇尚怪、，到仁宗时已成为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适应当时朝革的要求，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兴起。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时，带头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起用了一批有用人才，从组织上为改革宋初的文风准备了力量；他痛抑“时文”的险怪风气，提倡平实文风，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引导宋文走向平易自然、关心现实生活的康庄大道。欧阳修一生著述丰厚，凡22种，仅《四库全书》就收录或存目13种。他个人编著《新五代史》，又主编《新唐书》，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他个人占了两部，从数量上看也是一个巨大成就。他编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欧阳修又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集古录跋序》是我国金石考古的第一部专著。欧阳修早年参加编写的《崇文总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总书目。他编撰的《欧阳氏谱图》，改造家谱体例，创制谱牒新样式，为明清两代私家修谱及谱学繁荣创造了条件。欧阳修是著名的诗人、词人，更是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诗词文都能变古创新，形成个人特有的风格，处在开风气之先的倡导地位。他的《六一诗话》创立了一种漫话闲谈式的论诗体例，开文人诗话之风。他的《秋声赋》一改旧的传统方式，糅进了散文的表现手法，为诗文革新运动的深入发展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正如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指出：“庆历后，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毕仲游撰《欧阳叔弼传》云：“本朝欧阳庐陵文忠公起于天圣、明道间，主天下文章之盟三十年”。经过欧阳修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结束了骈文独霸文坛近乎千年的历史，开拓了古文顺利发展的新境界。

“果敢刚正，清操历节”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个性品质。改革创新会有风险、有阻力、也可能失败，甚至改革者也可能因而遭受打击。这就要求改革者必须具有独特的个性品质，欧阳修正是具有这种独特个性品质的人。欧阳修自称“余狷而刚”，⑽并称引前宰相王曾的名言“恩归于已，怨使谁当？”以表白自己直道行事，不做老好人的心迹。在朝廷论事时，他犯颜直谏，正言谠论，一反士林论卑气弱的陋习。他不怕得罪权贵，“不怕身微而当众怒”，⑾以致平生屡遭诬陷贬谪，景佑三年（1036），他因“朋党案”贬官夷陵；庆历五年（1045），因“张甥案”再贬滁州；治平四年（1067），又因“长媳案”罢政出知外。然而，他无怨无悔，身居贬所，随遇而安，且终生不改其操。嘉佑二年（1057）他主持贡举时，对当时流行的“险怪奇涩”的不正之风予以痛斥，以致受到一些浮薄子弟拦路围攻，甚至写祭文诅咒他，但他泰然自若，不仅毫不妥协，反因发现了苏轼这样杰出的人才而大喜，甘愿为这样的年轻人的出头让路。《宋史》本传称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盖棺论定，称赞其“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是对欧阳修创新精神独特个性品质的充分肯定。

“奖掖后进，择贤而举”是欧阳修创新精神得以发扬光大的关键。欧阳修以其道德文章为天下所仰慕，后辈们更把他视为泰山北斗。欧阳修本人也当仁不让地以领导文坛，振作一代文风为已任，始终注重奖掖后进，择贤而举，以求真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一代新人。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载：是岁“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皆不落”。不仅是取士众多，而且是英才辈出。这其中就有曾巩、张载、王回、王无咎、吕大钧、程颢、苏轼、苏辙等人。当时，这一批人正是英气勃发、年富力强，都期盼着在政坛上和文坛上大显身手，一展才干。贡举中得人之盛，号称一时。于是从宋仁宗后期开始，文坛上出现了人才济济，且聚于欧阳修门下的盛况。从欧阳修的密友尹洙、梅尧臣、苏舜钦，到受欧阳修引荐的苏洵、王安石，再到直接出于欧门的苏轼、苏辙、曾巩和间接受益于欧阳修的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有宋一代无不得到欧阳修培养、熏陶，因而这一代人大多都具有类似的人格精神和学识修养，从政为文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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