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儒学的研究，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主线，关于儒学的起源一般而言，我们都习惯将孔子尊为祖师，作为生活在春秋时期自认为是周室后臣的孔子，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飞速发展与成型期。而身为复古派的孔子他所崇尚的政治主张，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之周冕，乐则韶舞。”的上古“王道”。何为王道？董仲舒在他的《天人论》中是这样解除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人也。”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古代儒学发展主线的“王道”，就是以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天地间的和谐发展为命题。但是最早提出“王道”理念的人并不是孔子，而是周文王姬发。在《易。系辞传》里有提到“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附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涵盖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儒家独立人格思想的背景理由。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易》传不单是提出了朦胧的儒家概念，为孔子建立儒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与一定的奋斗方向。但它同时也为道家的黄老之术提供了最早的理论素材。所以从正统的儒学角度上来讲，《易》传并非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儒学著作。那么什么又是儒学呢？关于“儒”的解释，单从中国古代造字法上的理解是人的需要，那么人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话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儒”字的含义有着很不一般的启示作用；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最初所指的是，一个人正确的思想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念。由此可见儒学的研究范畴应是纯道德伦理方面的国想理念。对于“叙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而言，他一生所著并不多，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正是他所著的《大学》. 

何谓《大学》？按照当时的情况而言，孔子所谓的《大学》是当时想称霸中原的君主们所必备的素质。当然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则是，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所必修道德概念。毫无疑问《大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篇系统性的，完整的有关于塑造知识份子甚至是贩夫走卒的独立人格的著作。南宋时朱子编《四书》时，就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由此可见《大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大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不但继承了《易》传中朦胧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更为后世儒学的研究与发展确立了方向，指明了目标。  

一个想集大学之成的人，他所必需经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过程。何为“诚意”？所谓诚其意意，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在这里孔子第一次提出了，人对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只有能充份认识自已的人才能达到“正心”的要求。那么“正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刚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乐，刚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则不得其正，视而不听，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平常心以及抑私欲对塑造人独立个性的重要性。关于“修身”却在于；人之其所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辟焉，之其所哀衿而辟焉~~~~~~~~~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之其苗之硕。”在此孔子谈及了宽容与接受在人与人的相处中所占有的重要性。何谓“齐家”？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从。善于由小见大的孔子，通过能否与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预算出人是否能与社会融合的能力，由此来断定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在这里孔子也提到了统治阶段的表率作用，对整个民族整体素养有的提高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其国治矣，天下何愁不平呢？ 

当然大学之道的最终思想却在一个“和”字。无论是他在其后提到的“有德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未也。是故财聚而民散，财散而民聚。”中的“德”还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之财非其财者。”中的“仁”。孔子作做出的诸多努力都是为了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中“社会大同”的“和”。“和”是什么？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研究中所最终要达到的理想王国。“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为后儒们的研究与发展确立了最终的方向与坐标。 

从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二汉时的“天人感应说”还是“宋明理学”的发展始终都摆脱不了《大学》对其的操控作用。董仲舒继承了《大学》的“和”的思想，将天，地，人看作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他说；“何谓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无一也。”又说；“天地与人，合而成德。”“天地，阴阳，木火土金不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诸如此类，董仲舒只是较为明显的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对象，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但他的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借以天地的名义，为儒学的“和”文化正名。说到中国儒学的发展就不得不提到将中国儒家思想推至巅峰的宋儒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宋儒们所提倡的“无我”追求，是建立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强制性的行为标准下的过程，但这种去“我”私欲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宋儒们过于苟求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与整个天地间的和谐发展。而引发的一系列的偏激行为。自春秋后的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儒家学派虽百花齐放，执词不一，但它们的内容，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无论良莠，都只是《大学》的补充品而已。一言盖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所以能排以《四书》之首，成为封建历代学子们所必修课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较之《易》传相比思想路线更为清晰，明了，不似《易》传般朦胧，佶屈聱牙。与之二汉经学相比《大学》并不需借助过多的“天命”色彩为其正名。更不似宋儒那般需以借助统治者的力量，给予其更多的法律效应与强制性的因素。《大学》可读性强，给人的思维空间更为广泛，它旨在激发每一个人潜意识中最为原始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念。没有复杂的条框，更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二十世纪初西方著名的汉文化专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来中国考察时，就深深地被中华民族内在的和谐性与自我调控能力而感到惊讶与不解。在他看来与容易走上极端化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华民族内部所蓄含的这股无形的力量更有其可取之处。因为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和谐与控制力对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与生存能力，将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可他是否知道这种力量是经历了二千多年历史的积淀而产生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孔子的《大学》就没有中国儒学的兴盛与发展。也就更不会有中华民族在上二个世纪时那起死回生般的神奇与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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