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朝儒学，自来学者多因循《北史・儒林传序》的说法。其言曰：“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然而《北史》之言过于简略笼统，北朝儒学名家之经疏，唯熊安生之说见采于《礼记》疏，其余书皆亡佚。北朝儒学之真面目，遂日益模糊，后世学者之论北朝儒学，遂日显皮相。清儒皮锡瑞云：“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注：《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近人刘师培云：“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注：《南北经学不同论》。）蒙文通先生云：“是北学者悉康成之术也。”（注：《经学抉原・南学北学第六》。）钱穆先生云：“南渡以还，士大夫沦陷北方者，不得不隐忍与诸胡合作，而彼辈学术途辙，亦多守旧，绝无南渡衣冠清玄之习。”（注：《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9～280页。）上列诸家，皆有清以来国学大师，其见解深深影响学人，不止一二代焉。但揆之史实，这些权威之论，皆不全面。笔者潜研北朝史数年，窃以为北朝儒学，实受当时盛极之佛教较大影响，其面貌与汉儒之学实已不同，所谓俗尚朴纯、亦多守旧云云，已非北朝儒学之主潮。吕思勉先生在论及北朝儒林中人时曾指出：“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注：《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0页。）已揭著当时之大势所趋。牟润孙先生《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一文，对上述问题已有所论述。（注：载《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9～302页。）由于牟先生之大作非专门讨论北朝儒学与佛教之关系者，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本文，狗尾续貂，冀申述吕、牟二先生之说，其间若有学术界难以认同之言，则为笔者识见如此而已，自与吕、牟二先生无关。

                    一

北朝为佛教极盛之时期，帝王朝臣罕有如崔浩不心仪佛法者。拓跋焘禁毁佛法前，曾“归宗佛法，敬重沙门”（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宇文邕废毁佛教前，亦循例事佛，建造功德。佛教之影响无所不至，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亦不为浅。

论及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有两个问题须先行交待。其一：北魏高祖、世宗等甚重佛学。“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待讲论。”（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释昙度备贯众典，精通《成实论》，独步当时。“魏主元宏闻风餐挹，遣使征请。即达平城，大开讲席。宏致敬下筵，亲管理味。于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续，学徒自远而至，千有余人。”（注：《高僧传》卷八《昙度传》。）北魏世宗则“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注：《魏书》卷八《世宗纪》。）。此期间内，亦为儒学受到重视之时，凉土儒士、南朝儒臣亦多来奔。儒林人士受帝王好尚之影响而与佛教再生因缘，乃势在必行。其二：北魏贵族达官多崇佛教，势必影响一般儒臣。自北魏前期起，贵族达官即有援沙门为门师之风气，如拓跋晃以玄高为师，尚书韩万德以慧崇为门师。名臣崔光“崇信佛法，礼拜诵读，老而逾甚”，“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注：《魏书》卷六七《崔光传》。）。这些贵族达官，与当时名儒多有周旋，那些名儒焉有不受浸染之理。仅此两端，已可想见北朝儒林人士生活之氛围。

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史籍所载，可谓夥矣！

高允，为北魏最著名的儒臣之一，撰《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等，魏收称道他“依仁游艺，执义守哲”（注：《魏书》卷四八《高允传》。）。而高允一生，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因缘。《魏书》本传称高允“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高允之弟，小名檀越，梵语檀越，华言施主，盖高允阖家皆奉佛法。高允显达后，曾为八角寺沙门惠始撰传，“颂其德迹”（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本传又说他：“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

不仅高允与佛教有如上因缘，北朝传经授业的大儒，亦多如此。刘献之，《魏书》本传云：“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又云：“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四海皆曰儒宗。”张吾贵所受佛教之影响，后文将有所述。刘献之则曾“注《涅磐经》，未就而卒”。孙惠蔚，“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惠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注：《魏书》卷八四《儒林・孙惠蔚传》。）。徐遵明，北魏后期大儒，当时儒生传《周易》、《尚书》及《三礼》，几乎皆出遵明之门。遵明虽为一代大儒，却曾与弟子李铉同受菩萨戒法于僧范，其事载《续高僧传》，牟润孙先生认为：“遵明早与僧游，晚始受戒，事本可能。”（注：《注史斋丛稿》第291页。）除李铉外，传遵明之业而能卓有建树者，当推卢景裕与李业兴。《魏书・儒林传》本传载景裕与佛教之因缘尤详，今节录于下：

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ｘī＠①每论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传中故事虽涉荒谬，但有两点颇堪注意：其一，道ｘī＠①每托景裕为其撰序，说明景裕佛学造诣非一般儒士可及，而景裕在儒林及佛教界皆有高名，托其为序，自可抬高道ｘī＠①声价。其二，所谓《高王观世音》，突然出现于景裕脱狱之后，大有景裕伪造之可能（注：关于《高王观世音》之名义，相传以为由高欢而得。俞樾《春在堂随笔》十已指出其非。俞氏谓：“佛家称谓，凡尊之，则曰王，如鹿曰鹿王，象曰象王，须弥山则曰须弥王，皆是也。王而再加以尊称，则曰高王。《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有《一切法高王经》一卷云，《与诸法最上王经》本同。然则一切法即诸法，高王即最上王矣。《高王观世音经》，言此观世音经，于诸经中为最上也，非由高欢得名也。”说甚是。）。《洛阳伽蓝记》所载慧凝还活故事，与此相类，皆可见当时风气。李业兴受遵明之学，同时博涉百家，对于中亚学说，颇多接触，并大力传播中亚传来之七曜历术（注：参见拙稿《北朝自然科学中的中亚因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其与佛教之因缘，当亦不浅。李同轨，中称其“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又好医术”。北魏末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法，敕同轨论难，音韵闲朗，往复可观”。后出使梁朝，萧衍“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磐大品经》，引同轨预席。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注：《魏书》卷八四《儒林・李同轨传》。）。是同轨之佛学造诣，似尚在景裕之上。以上并为北魏硕儒，皆为儒释兼修者也。

北周沈重，史称“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下・沈重传》。）。卢光精于《三礼》，又“性崇佛道，至诚信敬”（注：《周书》卷四五《儒林・卢光传》。）。值得注意的尚有何妥其人，其先世为西域何国人，妥入北周，为太学博士，注《周易》、《孝经》等，又“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何妥传》。），明显受当时儒林兼综博涉风气的影响。北周天和年间，宇文护专政，颇重佛教之弘扬及佛经之翻译，宇文邕也几次集中儒士、沙门、道士讨论三教义。沈重之论三教义，“咸为诸儒所推”（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下・沈重传》。）。这些正反映了当时儒林兼综博涉的背景及风气。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废毁佛法，实乃因政治上的需要而牺牲已往之循例事佛，而儒林兼综博涉、旁取佛法的风气，并不因此而消歇。隋初儒学名家辛彦之崇信佛法，立15层浮图两所；隋初硕儒刘焯曾撰《七曜历算书》，成就不限于传统儒学；与刘焯合称“二刘”的刘炫，曾自为状道其兼综博涉之美。如此之类，皆可令吾人知当时儒林之风气。

二

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非浅，实与当时佛教界人士之努力相关，其人不仅积极向儒林人士宣扬佛法，亦努力学习北朝儒士赖以立身之儒家经典，以便利佛法向北朝儒学的渗透。东晋南朝之僧徒常参与当时名土的清谈论难活动，兼综中土玄学与佛学之命题与形式；北朝的情况，与之相比，虽有深度的不同，就根本而言，实是趣异而旨同。不论是向玄学深浸还是向儒学浸透，佛教要影响中国的学界，首先都需与影响的对象发生交融。

从时空上看，僧徒之影响儒林，经历了山十六国到北朝、山河西到中原的过程。 

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不仅儒林人土西聚关陇，形成河西儒学群体，中原高僧，亦多西行，在关中凉土与西域所来之高僧会合，形成河西佛学群体。当时河西佛学之盛，论述者夥，兹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儒学与佛学两大群体，皆因历史的机缘会合于关中凉土，其争一日之短长故在所难免，而相互碰撞中的相互学习，更是必然之势。

十六国初期活跃于中原的佛图澄，“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这时期，佛学与儒学已发生碰撞交流，但尚不深刻。到前秦时，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高僧传》载释道安事迹曰：“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注：卷五《释道安传》。）诗赋文章与儒学之关系至为密切，道安善为文章，自然于儒学知之甚深。故《高僧传》又曰：“（苻）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注：卷五《释道安传》。）《出三藏记集》此段尚有如下文字：“与学生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智。”可见所谓“师安”，并非向道安学习佛典，乃是向道安学习儒典及诗赋，自然，道安可通过其授业，揉进佛家“理智”和宣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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