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人开口闭口烟雨楼，天下笑之。然烟雨楼故自佳。”张岱写《烟雨楼》的确切日期不清楚，但整个《陶庵梦忆》的写作时间当在清顺治三年（1646）九月，他避兵嵊县西白山时。这时年将五旬，经过明亡的痛苦，他已把世事看清看深看淡，于编撰《石匮书》的同时，以空灵晶莹之气为统领，兼郦道元之博奥，刘同人之生辣，袁中郎之倩丽，王季重之诙谐，写下了这篇小品文学的。

张岱年轻时生活奢华。他喜欢游历，到过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也到过北京。江浙一带更是他经常盘桓的地方，杭州、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京，到处有他的足迹；他自然也来嘉兴，而且恐怕不止一回两回，这就是他写作《烟雨楼》的根据吧。

张岱是个非常真诚非常实在的人；他讨厌虚伪作假。有人称赞他不虚美，不隐恶，有良史的作风。他替人作墓志铭，不怕唐突墓主，坚持实话实说；即便为亲人作传，也不文过饰非。他说：“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他写小品文也这样，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才真实动人，具久远的艺术魅力。

泛泛说了那么多，现在来说《烟雨楼》。

张岱劈头一句“天下笑之”，意思是，嘉兴人以烟雨楼为骄傲但过了头，逢人便要夸耀，日子久了，难免为天下人讥笑了。这是不是说，嘉兴人中很有一部分存在着浮夸作风呢？我认为张岱没有说错。证之于今，这样的风气依然不绝如缕，有什么好讳言的呢？

但张岱极为公允，底下一句：“然烟雨楼故自佳。”这就是说，不因为嘉兴人的自吹自擂，烟雨楼就贬值了；它的价值客观存在。接下去的大段文字除了描写轻烟雨意、空空蒙蒙的鸳鸯湖及烟雨楼外，主要写了湖上的妓女，以及由妓风带动起来的良家女子的恋爱。读这一节文字，我们可对读张岱的另一篇文章《秦淮河房》。《秦淮河房》劈头就说，“秦淮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这是说，秦淮河上的妓女，高张艳帜，明码标价，商业气非常之重。以下文字尽管旖旎，流光溢彩，字里行间仍不脱有铜臭腥味。但写鸳鸯湖、烟雨楼的挟妓悠游，绝无此气，而更近似于恋爱幽会，所谓“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不正是这种情景的写照么？至于“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照张岱的说法，这是由上述那种近似恋爱的妓风带动起来的。事实上恐怕也的确是这样的。这倒反而证明，嘉兴自古―――至少明清以来风气较为开化，去鸳鸯湖自由恋爱并不被认为是一桩丢丑的事情。张岱最后说：“之事，出于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我请大家注意“风韵”一词。风韵多指女子的姿态优美；之事，主要出于对所爱女子的爱恋。再有“愈出愈奇”的“奇”字。能说不包含一点点欣赏的成分么？其实以张岱的阅历，对于鸳鸯湖烟雨楼的近于恋爱的妓风，他是肯定多于否定的。在我看来，不管妓女也好，良家女子恋爱乃至野合也好，何代不有？何地不有？嘉兴人大可不必以为蒙羞，甚至像陶葆廉，在编《鸳鸯湖小志》时将张岱这篇《烟雨楼》的最后八个字删去。吴藕老说：“几百年前大江南北已经有了‘嘉兴人开口闭口烟雨楼，天下笑之’的说话，可见‘烟雨楼’的名望普天之下都晓得了，有什么不好。不过有些嘉兴人经不起前人的取笑，难以为情起来。连这位不肯删掉《风怀二百韵》的朱竹土宅先生也未能免俗，在《鸳鸯湖棹歌》一百零七首诗里竟然不提起‘烟雨楼’一句，这样做，恐怕太矫揉造作了吧？”吴藕老这么说，显见他的通达，这原是每个嘉兴人都应当有的胸襟。事实上，迟至1936年吴梅来嘉兴拍曲，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挟妓游湖的事情。他说：“南湖船娘，著名天下。每年七夕，通宵游湖，近有名沈寒蕊者，群推南湖王。色亦可看，侣英招之……公可入夜，包寒蕊彻晓，当别有境地……”

真的，嘉兴人都应该有吴藕汀先生的胸襟。毕竟烟雨楼名满天下，我们应当为之而骄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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