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代后期都城探索的回顾 

在探讨商代后期都城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历来对商代后期都城探索的情况。

在迄今所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涉及盘庚迁殷地望的最早记载，当推古本《竹书纪年》，但因是书散佚，各家所引又不尽相同。就盘庚迁殷而言，也有某些差别，例如：

《太平御览》八三《皇王部》：“《纪年》曰：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尚书・盘庚・正义》：“《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

《水经・洹水注》：“《竹书纪年》曰：盘庚即位， 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尚书・祖乙序・正义》：“《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

《史记・项羽本纪・集解》：“瓒曰：……”《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 曰殷墟，南去邺三十里。”

《史记・殷本纪・正义》《括地志》云：“……”《竹书纪年》云：‘盘庚白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

从这些不尽相同的记载中，大体上可以肯定，原始的《竹书纪年》是说，盘庚所迁之殷在北蒙，地在邺南三四十里处。

此后，《史记》也有类似记载，如《殷本纪》说：“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项羽本纪》也说：“项羽乃与(章邯)期洹水南殷墟上。”这二则记载也是说盘庚所迁之殷在洹水南、大河以北。至于《殷本纪》所说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则另有所指，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中的论述。

再往后，《括地志》也沿用上述说法：“相州安阳(县)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也。”(此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而《玉海》引无“是旧都”以下文。)又曰：“《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254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视此，安阳殷墟本为盘庚所迁之殷都并不可疑。但自杜佑《通典》始，则认为安阳殷墟为河��甲所居。《通典・州郡》：“相州(自注：今理安阳县)，殷王河��甲居相，即其地也。”宋人罗泌《路史・国名记丁》曰：“河��甲故城在安阳西北五里，河��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吕大临《考古图》记载有河��甲城出土的铜器。此后，元代纳新著《河朔访古记》（《守山阁丛书》卷二十三）也说：“安阳县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甲城，有冢一区，世传河��甲所葬之所也。”随后，又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安阳殷墟非盘庚所迁，而为河��甲所居之相。

过去探索盘庚迁都的地望，主要是依据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由于文献记载常常出现不同看法，后人据此又各持一端，往往出现分歧意见，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到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直至今日大量考古资料出土，诸如宫殿、宗庙遗址、各种类型的墓葬、祭祀坑、制骨作坊、铸铜遗址以及青铜器、玉器等，这些文献以外的资料向人们表明：安阳殷墟确应是盘庚所迁的殷都，而非河��甲之相都。因此，安阳殷墟为河��甲所都一说，已被考古发掘所推翻。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而止，这是由于若承认安阳殷墟是盘庚所迁，直到纣亡的“更不徙都”的都城，那么，显然又与许多文献的记载不相合拍，例如：

《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史记・三代世表》：“帝庚丁、廪辛弟，殷徙河北。”

《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朝歌”下班固自注：“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

《水经・淇水注》：“（朝歌城）《晋书・地道记》曰：‘本沫邑也’……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

《括地志》：“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城是也。本沫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纪》云：帝乙复济河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矣。”(《史记・周本纪・正义》、《玉海》四、《通鉴地理 通释》卷四“商都”引。) 

《史记・殷本纪・集解》在《史记》盘庚……乃遂涉河南，治亳”下曰：“郑玄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亳。”皇甫谧曰：“今偃师是也。”

《殷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

面对这些纷繁的记载，如何能确定安阳殷墟为盘庚所迁之都，而且至纣之灭更不徙都呢?过去有种不可取的办法，即一概否定与《竹书纪年》不同的记载，似乎这样就可以划一，把其它文献记载，要么说成是伪书，要么说成是误记，或者说成是后人篡改。诚然有一些文献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认真考辩，但若无可靠证据，随意去否定一篇文献或一条重要记载，那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办法，然而又是一种无助于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更好地解决商代后期都城的确措，就必须从杂芜的史料中找出商代都城的特点，帷共如此，才有可能正确解释一此素来是相互矛盾的文献资料。通过资料考证，以及商时期的都城特点是：它既具有都城雏形阶段的某些因素，又有后世都城的一些特色，可以说，在都城设置上，夏商时期既不同于以往的不稳定性，又不同于后世的一部独尊，换言之，是两都或数都并存，而并存的都城中则有一个是主要都城。为说明这一问题，今举要例如下：

1、夏代初年的都城。据《世本》记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封禅书・正义》引)《帝王世纪》曰：“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南，角亢氐之分，寿星之次，于秦汉属颖川，本韩地，今河南阳翟是也。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于汉平阳、安邑皆属河东，晋阳属太原。”(《太平御览》一五五引)这些记载虽有错乱，又一时难以理清，但夏初的两都或数都并存，则是昭然可见。

2、夏代末年的都城。古本《竹书纪年》曰：“大(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汉书・地理志》“北海郡・平寿”条下注引)据此，桀都当在斟寻，而《尚书・汤誓・序》：“伊尹相汤伐桀”，伪《孔传》曰：“桀都安邑”此应为桀之另一都城。

3、先商时期。《左传》定公九年记载，祝佗论周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是知，早在相土时已有二都之说。

4、商初之都城。商汤灭夏后，曾出现三都并存局面：《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下注：“臣瓒曰： 汤所都。”又《汉书音义》引臣瓒案：“汤居亳，今济阴薄县是也。”(《诗・玄鸟・疏》引)后世称此亳为北亳；《帝王世纪》：“殷汤都亳，在梁。”（《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水经・睢水注》：“(睢水)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括地志》：“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此即后世所称之南亳；《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偃师：尸乡，殷汤所都。”《水经・谷水注》：“阳渠水又东迳亳殷南。班固曰：‘尸乡，故殷汤所都’者也，故亦曰‘汤亭’。”《帝王世纪》、《括地志》也有类似记载，此亳即后世所谓的西亳。这三亳皆为汤时期的都城，其说详见拙作《南亳、北亳与西亳的纠葛》一文①。

以上几例足以说明夏商时期确实存在着两都或数都并存的现象。所以呈现这一现象，正是由于上述所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夏商时期，社会的发展刚刚进入“文明”阶段，国家也刚刚形成。当时的国家政权机构简单，基础薄弱，在国家统治的范围内，山川阻隔、地旷人疏，而且在王朝统治区域周围，散布着许多“方国”或氏族部落，有的“方国”或氏族部落甚至没有远离王朝的中心区域，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若只是在王朝的中心地区建立一个都城，以应付对“全国”的统治，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在主要都城之外，另建一个或数个都城，我们姑且称之为辅都。

辅都内有宫室、宗庙，国王有时到这里巡视、祭祀或进行其他活动，因此也可以称之为都城。不过，这种辅都大多为军事重镇，或设在离主要都城不远的地方，作为拱卫主都的门户，或设在远离主都的险地，以作为统治偏远地区的补充，对此，上述所举实例就是最好的说明。    夏商时期的两都或数都并存的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集中，而渐渐被一都独尊的制度所替代。具体地说，进入西周以后，一都独尊制度才确定下来， 如《白虎通》说“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以大、众言之， 明什倍诸侯，法日月之径千里。《春秋传》曰：‘京师，天子之居也’。”在此《白虎通》虽无意却实在道出了殷周都城制度的不同。

尽管西周时期大体上形成了一都独尊制度，并一直沿用下去。但即使在一都独尊制度形成以后，夏商时期的两都或数都并存的设置制度并没有一下完全消失掉。这是由于每一个重要事物，每一种制度，决不会突然而生，又嘎然而逝，它的来去都有一个过程，夏商的都城制度虽被一都独尊所替代，但它的影响久久没有消失。例如，西周本都于宗周，后来又在洛邑建立了成周以作为镇抚殷遗民和控制东方的军事、政治基地，这也是两都并存的孑遗。不过， 西周的二都，主次更加分明。《史记・周本纪》记载，“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矣，而周复都丰、镐。”意思很清楚，说明周有二都，但以丰、镐为主要都城。事实说明，越是往后，辅都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有的是等同虚设。例如，至东汉“光武中兴”时，既都洛阳，又置南郡；三国时期，魏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其中的辅都如南郡、谯等只是名存而已。由此可见，都城设置是由不稳定的数都并存逐步走向集中化的一都独尊。而夏商时期， 由于为其所处历史条件所决定，在都城设置制度的发展中，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

盘庚迁殷以来都城的确指

了解到夏商时期都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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