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西四，已看不见高耸的牌楼了。自从这标志性建筑被拆掉之后，西四牌楼便简称为西四。

我知道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处决死囚、或杀或剐的刑场。“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也。”(杨士聪《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楼，很见过些腥风血雨的。 

昔时曾专门树立一根比牌楼还要高的木杆，悬挂被割下的头颅示众。在那个时代，杀人是一种仪式，很有些热闹可看：辚辚作响的囚车，枷锁镣铐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阵挥舞鬼头大刀的刽子手(故意露出胸毛)……“丑陋的中国人”，爱看热闹，首先是从看杀人开始的――他们不仅迷恋生活，对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样也充满了兴趣。��

西四牌楼，见证过许多大快人心的时刻，譬如凌迟处死武宗时权宦刘瑾，“都人鼓舞称庆，儿童妇女亦以瓦石奋击，争买其肉啖之。”但不能否认，也制造过一系列千古惨痛的冤假错案。

漫步这矗立着广告牌、红绿灯、交通岗亭的十字路口，我首先想起了两个人：于谦和袁崇焕。这两位北京城古老的保护神，都曾以血肉之躯抗拒胡虏侵袭。悲哀的是，他们未能如愿以偿阵亡沙场，不约而同地死于自己抛洒血汗所捍卫的城市，死于族人的刀斧之下――真不值得啊!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漫长悲剧，于谦与袁崇焕，并不是开始――岳飞的风波亭，可比西四牌楼早得多了。当然，他们血染闹市，并不代表悲剧的结束。

假如民族英雄的宿命如此，这又是怎样一个民族啊?仅仅靠英雄作为，并不足以增添这个民族的光荣――它又被浓重的阴影给抵销了。史学家说：崇祯杀袁崇焕，等于“自坏长城”。建长城很难，毁长城则很容易。毁长城无异于自杀――尤其当你拆除的是“血肉筑成的长城”，是良将与忠臣，就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不是在挖自家的墙角吗?带来的危机要严重得多，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首先从精神上开始垮掉了。

想起于谦与袁崇焕(简直是岳飞的替身)，再查找西四那消失的牌楼――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风波亭的倒影。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刺骑兵在土木堡(今官厅水库地区)大败明军，俘虏了御驾亲征的英宗(北宋钦、徽二帝的替身)。后以英宗为人质，兵临北京城下，逼迫守军开门迎接“圣驾”。群龙无首，明之朝臣人心焕散，甚至主张避敌逃亡，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京师天下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并且拔刀出鞘：“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他说服了皇太后，劝请英宗弟弟朱祁钰继皇帝位(即代宗)，遥尊落入敌手的英宗为太上皇。此举迫使瓦刺部死了挟持英宗骗占北京城这条心。��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不甘困守，大力主战，列阵于九门之外。他还亲自披甲持刀，一马当先冲出德胜门，与围城者拼杀，并且指挥炮火数位敌酋。城关一带的老百姓见这位父母官亲临前线，深受鼓舞，再不愿躲在地窖里了，争相爬上屋顶，揭瓦片投掷慌不择路的敌骑。连妇老儿童也临时组织成啦啦队，齐声呐喊助威(不知那时是否有“加油”一说)……从草原袭来的骑士们哪见过这阵势，顿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虽然北京卫戍部队刚刚有数十万兵马覆灭于土木堡，但于谦集结剩勇，兼而发动群众，硬是将瓦刺骑兵赶出塞外。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京师的军民，确实把这位临阵不乱的“总司令”当作主心骨，甚至视为保护神。于谦救过北京城、救过明王朝一命!��

英宗朱祁镇成了“多余的人”，被瓦刺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别墅(南宫)里颐养天年，享受离退休老干部待遇。他这人打仗不灵，搞政变却很有一套，于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危的代宗赶下台(降为成王)，夺回了令其念念不忘的龙椅，改元天顺。颇有“小别胜新婚”的亲切感。

“南宫”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有北京保卫战之功勋的于谦，却面临灭顶之灾。英宗挺记仇的。他记住了自己被挟持为人质立于城下时，是于谦拒开城门的；也正是这个于谦，扶助朱祁钰为新主，而使自己人走茶凉。新帐老帐一起算，捏造了于谦“意欲迎立外藩”的“谋逆罪”，于天顺元年(1475年)正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操刀问斩。

“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仿佛老天爷也在替于谦鸣不平。至于劫后余生的京城百姓，更感激其救助恩情，夹道哭送。那是北京泪水流得最多的一个日子――估计皇帝驾崩，亦不过如此吧。更重要的：这泪水皆是自发地流出的。是一场心雨。甚至还有人自远郊赶赴西市，仅仅为了最后看于谦一眼，仅仅为了哭一场。他们冒险在刑场洒祭酒，烧纸钱，大放悲声。

不知道于谦看见这“行路嗟叹、天下冤之”的场面，是什么心情?他是否也哭了?为百姓哭，为自己哭，还是为昏庸的皇帝哭?哭吧哭吧，哭出来舒服一些。代替岳飞哭。代替文天祥哭。代替方孝孺哭……

查抄于谦私宅，让制造冤狱者大失所望。别说谋逆的罪证根本不存在，连值点钱的家具或器物都没有。居室甚至不曾好好地装修，徒穷四壁。满袖清风的一代高官，留下的惟一遗产，就是堆满床头案几的经史与兵书。而他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报国的。这一回，连奉命搜查的“秘密警察”(锦衣卫)，都哭了。

后来，明宪宗平反了这桩冤假错案，为九泉之下的于谦昭雪，将其故居改为“忠节祠”。而今“忠节祠”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比于谦更冤的是袁崇焕。他在西市凌迟处死，不仅无人哭送，而且遭到痛骂。“磔刑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皮肉寸断。

当这一代名将被千刀万剐时，心灵肯定比肉体还要痛苦，晃动在他眼前的是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市民们不明真相，视之为通敌卖国的“汉奸”，争相掏腰包买其肉而食之，以解心头之恨：“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明季北略》)��

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城的蓟辽总督袁崇焕，以弱胜强，击破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大军，取得“宁远大捷”。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中炮受伤，不久后死去。其子皇太极时刻铭刻着这“杀父之仇”。

三年后，皇太极绕开袁崇焕重兵驻扎的防区，由喜峰口突破长城，包围了北京城。袁崇焕风雨兼程自山海关外赶回增援，护驾勤王。又一轮北京保卫战打响了(与于谦指挥的那一次相隔约一百八十年)，主角已是袁总督――此时他也像于谦一样，在战乱中升任兵部尚书。

袁崇焕率领的九千骑士，在长途跋涉之后，顾不上休息，直奔皇太极督战主攻的广渠门，与数倍于己的八旗军展开决斗。这一场刀枪交错的近距离混战，整整持续了一个白昼。袁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轻伤不下火线，纵横驰聘，穷追皇太极之宝帐而不舍，如苍鹰扑兔，有常山赵子龙之风!“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一尊怒发冲冠的战神，出现在广渠门外，吓得八旗军纷纷闪避。袁崇焕，真乃敢死队员中的敢死队员――主帅能如此，还怕麾下的士兵不卖力吗?广渠门大捷，完全凭勇气取胜的(敌众我寡)。另两处战场(德胜门与永定门)，八旗军同样兵败如山倒。

皇太极终于意识到：有袁崇焕这个死对头在场，绝对啃不动北京城的硬核桃。只好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强攻不行，只能智取。皇太极设“反间计”，故意让战俘在放归前窃听到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的假情报。崇祯居然钻进了圈套，将自己的良将拉下战马，轻易地定罪：“袁崇焕以复辽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员凑饷，无请不发。不意专事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入犯，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散遣。乃敌兵薄城下。又潜携僧入军中，坚请入城。敕法司定罪，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配，朕今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释放不问，崇焕本犯置极刑。”

皇太极“借刀杀人”成功了。昏君崇祯将己方的一杆战旗给连根拔掉。

袁崇焕死得太惨了。“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比身碎千段更痛苦的，乃是忠臣蒙冤的心碎。他恐怕以为置身于恶梦之中：这就是我苦苦捍卫的城市吗?这就是我拼死保护的人民吗?满腔热血，没能流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流在自家的刑场上――真他妈地不值!命运啊命运，我算是认识你了!

皇帝犯了一个错误?百姓犯了一个错误?历史犯了一个错误!��

当然，历史同样也是受害者：袁崇焕的伤口乃历史的伤口。一直疼痛到今天，还会疼痛到永远。

明王朝最终葬送在崇祯自己手里。清廷移鼎北京，修明史，总算公布了内幕(把“绝密档案”给了)。北京的民众才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摧残了自己的保护神。追悔莫及。

清亡后，立即在离袁崇焕旧战场不远的地方――广渠门内龙潭湖西侧，集资修造“袁督师庙”。既然是庙，可见市民确实把袁将军(像关公那样)奉若神明。

我想，写完这篇文章后，应该抽空去给袁督师烧一柱香!虽然也有疑问：烧香能止痛吗?止他的痛还是止我的痛?��

袁崇焕死后，众叛亲离，无人收尸。多亏他手下的一位佘姓亲兵，坚信自己的“老领导”非坏人，趁天黑将其残尸(实际上只剩一副骨架子)从西四牌楼背回自家的院落，加以掩埋。此举在当时要冒生命危险的。��

纯属民间行为的“袁崇焕将军之墓”，在北京城里秘密地扎根了。忠实的亲兵在将军的墓前一如既往地守护着――仿佛将军还活着，正酣睡于营帐。他临死前又把这项任务托付给子孙：永远给袁将军守灵!代代相传。佘姓亲兵的后裔们，既是遵循祖先的遗训，更是出于对民族英雄的敬仰，一直不曾搬家、不敢卖掉祖传的私宅――后园里种植着一棵不断扩充着年轮的精神之树呢!�� 

这一家人，一直在原地守候着。这一家人，替一城之百姓做着忏悔的事情。��

强将手下无弱兵。袁将军自然伟大，这一家人也不简单：他们是自发组成的卫兵，永远的卫兵。

三百多年过去，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坟墓还是那个坟墓――可守墓人已传至第十七代了。电视台采访了第十七代守墓人：一位叫佘树芝的老太太。她说这么些年来，经常有知情者慕名前来敲她家的院门，给袁将军上坟。主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