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峰塔与奎星楼的古与今
��当年站在颍州府中心地位的,既不是帝王、贵妃,也不是将军、元帅,而是奎星楼和文峰塔。400多年,弹指一挥间。多少世事更替,朝代兴衰,人间轮回,物是人非,烟霭缥渺。然而,奎星楼与文峰塔依然如故。
交相辉映的“双塔”
相传奎星楼与文峰塔的建立,与几百年前的印度佛教有莫大关系。古塔是佛教的建筑物,故亦称“佛塔”。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的残灰骨烬,被邻近的几个国家分取,建塔建庙供奉。自此,各国佛教徒建塔建庙之风盛行。古代文化名城纷纷建造佛塔寺庙,颍州也就无可避免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痕迹。
在颍州东城墙和南城墙的交结处巍然耸立着两座古老的塔式建筑,双塔挺拔高耸,交相辉映,与四周建筑物参差错落,已成为颍州城一处美丽的风景。
奎星楼与文峰塔是所有“读书人”的骄傲,但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就给其划上了句号。千古诗风也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奎星楼和文峰塔始终站在颍州城里“笑傲江湖”。看不完的奎星楼秘密,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读不完的文峰塔,还有多少后人去振兴?
奎星楼,它是阜阳最早的一座古塔建筑物。据清乾隆《颍州府志》记载:(明万历)二年(1574年)州守赵世相筑南城与旧城合为一,环五里四十四步,共九里四十四步。北门仍旧,东西南三门俱在新城,东门宜阳西日宜秋南日迎熏俱有楼有月,城西隅敌楼东南日望霍,即奎星楼……。
迄今为止,这是阜阳发现最早记载奎星楼的一部方志。
奎星楼因位于阜阳城东南拐角,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拐角楼”。晴朗之日,登其顶而南眺,隐隐可见大别山余脉之一霍山,所以又称“望霍楼”。但是今天,我们绝对看不到了这一奇观,皆因各大城市高楼林立,挡住了我们的目光。
据《阜阳市志》记载:奎星楼为明万历二年(1574年)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时所建的一座敌楼。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全砖结构,三层六边形。通高9.93米,叠涩出檐,起脊翘角,结顶饰铁制舞风,六角系铜制响铃(1981年)重修时改铁铃。
奎星楼三层均有室,但互不贯通.一层朝南开一半圆形券门;二层一门四圆形券窗。南门楣砖雕有题额“文光射斗”;三层南门楣额题为“奎壁联辉”。1980年,奎星楼列入市文物保护单位。
时隔220年,在其东约一里又建造了一座更高的塔,日文峰塔。据《阜阳县志》记载:文峰塔位于城东南约2华里一座古庙基地上。因奎星楼不高,文星不太显露,所以当地文风不振,功名不多。清康熙三十五年(1796年)于此始建文峰塔,以振兴阜阳文风。在分类上属风水塔类型。塔为全砖结构,七层八边形,通高31.8米,各层均有塔心室,一层独为一窒。一层北门为阶梯入口,有盘旋梯道贯顶。一、三、五、七层四面有四券形门;二、四、六层东南西面有三门。塔为密檐阁楼式。顶部超脊挑角,三叠珠式塔刹,由铁制五叉刹杆贯穿攒类造型朴素庄严。
文峰塔既与“文”相共,又极富道教色彩。砖雕中,有表示吉祥如意的长寿鹿,灵芝草、龙、凤;有文人祈求的鲤鱼跳龙门;还有太极图案。对研究当时人的思想意识、审美心理和阜阳历史等方面,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实物资料。
关于奎星楼和文峰塔,阜阳史学家刘奕云曾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塔肇源于印度佛教建筑,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其结构、体型及装饰都渗入了中国风格,常见的有多层楼阁式样。阜阳奎星楼虽称为“楼”,实无楼的实质,而有塔的形体,因此人们习惯称“三棚塔”(棚作量词,方言,指层数),或“拐角楼”,因霍山在南,又称“望霍楼”。
奎星楼结顶饰铁制舞凤。刘奕云说,凤舞而有容仪,古代相传以为瑞应,如《杂记》说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王勃以腾蛟起凤来比喻文人才华富盛。这种装饰是有传统文化性质的。
奎星楼上门楣的“文光射斗”、“奎壁联辉”题额,他解释,“奎”、“壁”、“斗”均属二十八宿星座。奎星是二十八宿中白虎七宿的首宿,因其“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孝经.援神契》有“奎主文章”之说。《春秋元命苞》更认为汉字起源也与奎星有关,说苍颉“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历代名画记》说:“奎有芒角,下主辞章”。由于古籍中常把奎星与文字、文章联系在一起,所以历代文人都崇拜奎星,各地为之建楼奉祀,以祈本地文人辈出,文风昌盛。
对于拐角楼常被一些人误认为是魁星楼。对此,刘奕云特别强调,“奎”与“魁”其实不同,奎宿有十六颗星,“魁”仅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的专称。明代科举以五经取士,五经均为第一名者,称“五经魁首”。拐角楼题额日:“奎壁联辉”、“文光射斗”,说明其崇祀的是与壁、斗相辉的奎星。文光,即文星之光。文星又称文昌星或文曲星,它既是星座,又是古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还可以比拟著名的文人。如唐刘禹锡诗“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中的“文星”即指元稹与白居易。至于今人所称著名艺术家为明星,则是泛指,而不是“奎有芒角”的奎星。当然魁、奎同为文人尊崇。
追溯文峰塔历史,刘奕云认为,全国各地兴建文峰塔之风始于明代,而东、南方尤盛。这类塔,不仅在形体上改变了印度浮屠式样,而且在概念和作用上也已中国化,成为当时社会重要建筑活动之一。古代传统意识认为,天神与人事是极为相关的,天界有司文运的神,亦有相应的星,人间便为建塔楼奉祀。
奎星楼和文峰塔的建筑方位,有一共同点:无论全国何地,都建在本城的东南方,即巽方。《山海经图赞》说:“地亏巽维,天缺乾角”,我国地形西北高东南洼,按堪舆学家迷信的说法,东南洼而地轻,地气外溢难出人才,须建塔镇之。《易.巽》说巽象风:“随风,巽”。疏云:“风既相随,无物不顺”。按儒学家说法,巽为文章之府,塔有卓笔之形,故称文峰塔。外地也称文星塔、文昌塔、文风塔、文光塔、兴文塔、崇文塔等等。尽管各家说法不同,各地塔名不同,但都与“文”相关。总之,这类塔属于旧时所谓风水塔。
振兴古今多少风流人物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我又一次来到文峰塔下,我记不得自己已来了多少次。站在文峰塔下,仰望高耸的文峰塔,我惊诧于古人的能工巧匠,在还没有发明水泥之前,竟能把一块块砖头码起30多米高,丝毫没有倾斜,更没有轰然倒塌。由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今天在发明了水泥后,刚建好没几年的高楼大厦,还有许多轰然倒塌,更别提几百年后巍然屹立。
当年无论站在颍州城哪个位置,都能望见颍州城巍峨屹立的文峰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埃及的金字塔。那时,颍州城百姓居住的房屋大多低矮,根本没有楼房。最高的建筑物当数城楼,可以想像,站在七层高的文峰塔上,眺望远方,怎能不生发气壮山河,胸怀大志的感慨。
从奎星楼建起直至后来的文峰塔建立,在这几百年的历史中,又涌现出了多少风流人物呢?回首人类千年的历史,总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跃上心头,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岳飞、文天祥等等,他们光彩照人,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找到一个属于阜阳人自己的名字。难道屹立的奎星楼和文峰塔,没有振兴古颍州在历史上存在的一些风流人物。
其实,从古至今,随着时光越拉越长,文字书籍越来越庞大,而人一生看的书越来越少,许多在历史上某一领域有才华有名望的人被我们所忽略。他们中间不乏有辉煌篇章留世的著作,也有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才,都能够青史留名。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让我们记住,这盖因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快节奏的速成的时代。
翻阅浩如烟海的史料,古颍州有许许多多让我们引以自豪的历史人物。广义上的阜阳包括亳州、蒙城、涡阳、利辛、太和、颍上等县市,狭义上的阜阳仅指阜阳县、阜阳市。然而,追溯阜阳历史,就必须抛开狭义上的地域关系,放眼古颍州,在颍淮之间,去寻寻觅觅。
古语云:三军易得,一将难求。由此可知,人才的重要性。历朝历代,都注定需要栋梁之材。惟有拥有人才,统治阶级方能捍卫自己政权。今天,也不会例外。
在奎星楼还没有建成的时候,阜阳就涌现出了管仲、甘茂、甘罗、老子、庄子、曹操、曹植、曹丕、华佗、吕蒙等等。而奎星楼建成后,则又涌现出了一些在全国都有名望的人物。
奎星楼和文峰塔,在建塔人相继远去之后,却为后人留下了两座特色各异的建筑和一脉相承的颍州文化,它们各自闪现着光泽,延续着一个个时代人物出现。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寻找。从哪里开始呢?还是从奎星楼建成后的时光开始吧!奎星楼,曾经是颍州府振兴文风的所在地,故事的源头应该从那里开始。
奎星楼的寂寞,是写在人们的脸上。每天,行走在阜临路上的人们,他们的目光没有时间停留,也许偶乐会抬头看一看那屹立了几百年的奎星楼。但更多的时候,会从它身边匆忙走过。奎星楼就那样寂寥地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走近暮年无人理睬的老人,没有人去过问它,也没有人去找它探寻当年的故事。它就那样默默地立在那里,它的存在是对当年辉煌的一种怀念呢?还是对曾经喧嚣繁华的追想?我想,或许这二者都兼有。
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旦熟悉了千年颍州文风,心底深处的漠漠烟云,万顷碧波,都会受曹孟德气吞山河、豪情万状的魏晋风骨所感染。在颍州的千年文明之路上,总能寻找到当年的燕赵慷慨之士。
刘体仁(1624――1684年),颍州人(今阜阳人),清代诗人。官至刑部员外郎,其遗著有《七颂堂诗集》10卷、《七颂堂文集》2卷、《识小录》1卷。我翻阅《颍州诗词选》就发现收录他所咏的124首诗词,成为古颍州文人中写诗最多的一位。
徐广缙(1797――1869年),太和县人,官至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道光帝封他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著有《奏议选》、《退补斋诗集》、《自订年谱》等。
杨熙纯,生于清道光中叶,他是阜阳知识界较早能“睁开眼睛看外界”的人,他著有《防海策》一文,提出巩固海防等保家卫国的主张。时人将他与宋朝宰相范仲淹相提并论。
张乐行(1811――1863年),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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