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介甫先生在《沈从文传》中指出：“研究沈从文首先应该认识到他是一位边缘人，是自我放逐者。在中国文学中，从屈原的流浪放逐、李白杜甫，一直到曹雪芹，这种边缘人的作品就是跟一般的作家不一样。”

沈从文是一位很纯洁的作家，他用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看到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是清明，是充满温馨。对世俗的复杂、丑陋、仇恨、恶意、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往往没有感觉。《边城》写到的就是一个“安静和平”的世界。

当然，“婴儿的目光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的婴儿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沦丧了。”（见曹文轩《回到“婴儿状态”的艺术――读沈从文小说＜边城＞》)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见《汪曾祺读＜边城＞》，选自《独坐小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由此，大家都一致认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但实际上，作者尽管“只想造希腊小庙”来“供奉的是‘人性’。”但他所要赞颂的“人性美”已经在蜕变了。作者自己还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人性的率真与善良在“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无奈的命运感。这种“人性美”是生存还是死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当我注意到作品中“白塔”这一意象时，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作品开篇就讲到白塔：“……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管理渡船的老人在塔下住了五十年。爷孙俩一直生活在白塔的世界里，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在白塔下午睡，在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也飘上了白塔。）

“翠翠无意中回头一看，见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也在雷雨交加的夜里死去了。”

作品结束时，白塔就在老船夫去逝的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圮坍了，到了冬天，大家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作品开关结尾都扣紧白塔来写，说明它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是探讨作品的主题的一个关键。

象征、意象在建筑艺术、诗歌、音乐和绘画中，都是很重要的。荣格认为，建筑也是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人同建筑除了具有实用的居住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层更加休戚相关的感情关系和精神关系。不过，就像大自然永远给蒙上了一层薄纱一样，人们几乎忽略了这层关系的存在。只有通过对“象征”意义的破译，才能认清建筑对人的影响。

荣格在《回忆录》说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塔是个孕育生命的地方――一个或者是一个可以造就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母体。它给我一种感觉，我好像在石头中获得了重生。”“塔”象征着母亲温暖的“”。在那里，可以把远离尘嚣，沉浸到内心深处，放松警戒，松弛紧张的神经。世俗的荣辱得失，都显得无足轻重了。这便是住宅对人的生存的意义。它把人的灵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仿佛把人带回到母亲的“”，隔绝、排除来自外部世界的严重干扰和由它引起的一切焦虑，把过去的生活静静地进行反刍、消化，从而酝酿对未来人生的一种新的感觉和情绪。正是这个“塔”使他确确实实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renewal）。

“‘塔’象征精神的圆满（‘灵与俗’原是西方形而上的两极。荣格在现实、外部世界受到挫折，世俗方面是失败了。但是他追求的是人类精神的完整与圆满。于是，他更倾向于为一般人所忽视的内在生活，一种灵性的生活）；它是由石头筑成的，象征着简朴与坚定。”（见李沫来《荣格“塔”的象征意义――兼论建筑与心灵的关系》）

“白塔是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见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这么重要的白塔为什么会圮坍？既然“为了这塔成就并不是给谁一个人的好处”，但茶峒人为什么又要将它修好呢？

“碧溪��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塔圮坍了，不重新作一个自然不成。”可见白塔对茶峒是至关重要的，城中营管，税局以及各商号平民百姓以及各大寨子都捐了钱。还特别在渡船上也放了个两头有节的大竹筒，让过渡人自由把钱投进去，竹筒满了马兵就捎进城中首事人处去，另外又带了个竹筒回来。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必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到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其实是世人对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的象征湘西苗族文化的同情，同时，到了这种时候，为了这塔成就并不是给谁一个人的好处，应尽每个人来积德造福，尽每个人皆有捐钱的机会。让大家求得心安理得罢了。

其实白塔是茶峒人的“内在生活”，“灵性的生活”，是他们的精神寄托。特别是当固有的风俗被一种新的变异已经楔入，像都市现代“文明”一样畸形发展，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时，白塔的支柱意义就显得尤其重要。重新捐资修好白塔，就是找回心灵安慰，让精神得到重生。

1、翠翠是最后一个坚守者。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她依然天真纯朴，美丽自然，生活得无忧无虑。当爷爷为她努力争取一切时，她仍然不知晓。当爷爷去逝后，她才从马兵那里知道一切，但她仍然不愿去城里住，坚守她的渡船和白塔。她与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二老要想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要碾坊就是追求金钱，就是要娶王小姐，但它将碾碎人性的美好。碾坊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是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要渡船就是忠于爱情，就是选择翠翠。渡船“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见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二老不要“碾房陪嫁”，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是软弱的，他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房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它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最后，他只好采取逃避的办法，坐船下桃源，一直没有回来。但翠翠不愿就此放弃，不愿搬进城去住，坚信地守着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

2、“车路”与“马路”

在两兄弟之间，也存在斗争。走“车路”还是走“马路”（托谋说亲与唱歌求爱），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具象为婚姻的不同生命形式、不同的义利取舍，金钱变异人性与人与自然的契合（封建买卖婚姻与原始自由婚姻）在发生着冲突。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与道德的退化作代价！天保当真请了媒人，走车路向老船夫提亲。最终得不到一个爽快的结果，二老走马路，仅唱了一夜的歌，翠翠就被打动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尽管他们的爱情没有一个结果，但从翠翠和二老的态度上来看，他们是在竭力坚持的，无声努力的。

傩送就是作者的化身，说明作者内心深处渴求保持原始自由婚姻，体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是借婚姻来表现这一伟大愿望的。

3、老船夫的去逝

就连阅尽人事、饱经风霜象征苗族古老历史的的老船夫也变了，过去，面对女儿的选择“不加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迂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但当翠翠长大后，自己已年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