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是来华耶稣会传教土最著名者，他生前不但为中国的士大夫所倾倒，而且闻名于日本、朝鲜等国家。 

利玛窦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知拉达城，20岁时进入耶稣会所办的罗马学院。1578年他应耶稣会总会长之召，到印度果阿入沙勿略所创办的修道院攻读神学，1582年到达澳门学习中文，作前往中国内地传教的准备。 1583年9月他与罗明坚到达肇庆。利玛窦为了实行中国化，把自己装扮成中国人，采用中国姓名，还把“泰西”二字倒过来作为自己的字。

他最初仿效中国僧人，剃发剃须，穿和尚服。后来在士大夫瞿太素的劝告下改穿儒服，因为中国僧人并不像日本僧人那样受到尊重。利玛窦意识到，在中国，儒学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若要使天主教盛传中国，首先要使天主教教义和孔孟儒学融合在一起，符合士大夫的心理。于是利玛窦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熟读四书五经，与人交谈常引经据典，被称为“西儒”。他最早的著作《天主实义》(原名《天学实义》)中就征引不少中国经籍文句，被誉为儒书，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一书中称“其言多与孔孟合”。这对士大夫阶层很有吸引力，有人说：“其书有《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明，而于佛老――切虚无若空之说，皆深诋之。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改奉天主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和孔孟儒学没有矛盾，徐光启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李之藻认为天主教教义“不脱六经之旨”，并极力鼓吹“天儒合―”。杨廷筠认为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脉脉同符”，“吾人不必疑为异端”。

此外，利玛窦还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为传教手段，与当时思想界的实学思潮相符合，对致力于实学的士大夫很有吸引力。利玛窦在肇庆时，把所携的西洋奇器如西洋镜，自鸣钟，日晷，威尼斯出产的三棱镜、意大利的花边织物，以及油画圣母像等在教堂公开展出。他还亲手绘成一幅世界地图一一山海舆地图，引起士大夫们的兴趣，使之开阔了眼界，一致叹为今古奇观。瞿太素在韶州曾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算将近两年之久。

利玛窦在南昌时，结识了巡抚陆万陔和驻南昌的两位明朝王室：建安王朱多芗和乐安王朱多��。这些人对利玛窦精通天算与舆地的学问和他惊人的记忆力“未尝不洒然异之”，他制造的日晷和钟表，引起官员们的惊讶。他’写出了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献给建安王，又应陆巡抚的要求写出《西国记法》。利玛窦居南京时，他的住所成为“南京士大夫聚谈之处．士人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 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学，凡百问题悉加讨论”。

利玛窦定居北京后，终日与公卿士大夫周旋，每日接待少则二十人多则百余人。利玛窦以他的博学，结识了许多公卿士大夫以及学者名流，其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等。徐光启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兵机火器、屯田水利等西学，并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为《天主实义》作序，并合作撰写《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杨廷筠1602年在北京结识利玛窦，与“谭名理累日”。这三个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与利玛窦接触，并接受西学的影响，进而改奉天主教的。当时奉教的名人还有；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徵、韩霖、段衮金声、瞿式耜、张庚等人。此外和利玛窦交往的还有叶向高、李贽、李日护、曹予汴、祝石林、李公素等人，据艾儒略记载，共不下百人。利玛窦的名声在当时响亮极了，可谓“今天下无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

利玛窦最后取得皇帝的许可，留居北京传教，为传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葬于皇帝特赐的墓地上。当时有人对赐地一事提出疑问，叶向高说：“子见自古外人来我中国者，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玛窦者乎?他且勿论，只观其所著《几何原本》一书，发古人之所未发，功在万世。仅此一事，即当钦赐葬地。”由此可见士大夫对利玛窦之推崇。康熙时，尤侗撰“外国竹枝词”悼利玛窦：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声自高低。

阜城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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