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史书， 看金庸的《袁忠焕评传》和《鹿鼎记》， 以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满  清康乾盛世是多牛皮，结果偶然看到一篇文章， 才知道大大不然，想想也是，满清即使在明朝灭亡后，却还要吴三桂倒戈才能入关，想想那个时候明朝都灭亡了，吴三桂在山海关不过一支孤军，结果满清还是无法入关，就知道史实与史书大大的不同。看完下面这篇文章，一定能让大家对明朝有更深刻的了解，不过，明朝的皇帝还真是这么多朝代中最无聊的皇帝啊，如果给我回到古代，一定不做明朝的皇帝。

明朝士大夫-----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 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 

感觉很新鲜的文章，和以往通过小说戏剧历史小说对明的了解颇有不同，故发之。

孟森的《清史讲义》相当糟糕，对清廷罪恶多有维护粉饰处，但其本出身满  清统治之下，奴化教育深入骨髓，满清灭亡时已42岁，所以也强求不得。他的《明史讲义》却相当不错，许多观点一扫流俗，颇有可采处。 

比如他论及明朝的廷杖时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这观点虽然尚未及要害，但也是挠到痒处了。 

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 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种情形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什么极端专   制，皇权空前膨胀，政治极端黑暗的说法都是不相容的。 

根据《明史讲义导读》中转述的商鸿逵的回忆“一次胡适之先生与孟森先生谈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气，适之先生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有所不解，问于孟森先生，先生思索后答道：‘乃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之结果’” 

孟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不够全面（对这个问题全面的分析，下文会说到），但他所谈到的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和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自然不符合。在他们眼中，朱元璋不过是一个凶残暴虐，人格病态，杀  戮无度，制造文字狱，杀功臣，一触即跳的暴君，如何能同“作养士气”联系起来的。 

应该说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谎言当成事实来相信，就如流传甚广的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问题 

许多人都说的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徐一夔、释来复等人因文字声音触犯朱元璋对“僧”或“贼”等词，如以“则”嫌于“贼”，“生知”嫌于“僧知”，“法坤”嫌于“发”等而惨遭杀  戮 

而经过陈学霖的考证，事实的真相是 

“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引自《功夫文章学子书》作者王春瑜） 

另一个方面，对朱元璋杀功臣，以及制造的系列反贪大案的评论完全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给朱元璋扣个残暴的帽子自以为了事，却全然没有看到背后深层的原因。孟森说的好：“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敝，其国亦不可久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 

“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则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 

正因为长久以为对朱元璋的刻意丑化导致偏见蒙蔽了眼睛，许多人对朱元璋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杀功臣，反贪，以及暴虐上，这样的认识自然不全面，甚至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对朱元璋“作养士气”的一面，就更被严重忽视。。其实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的性格不但谈不上暴虐，恰恰相反，有时候温和耐心的让人惊奇。对于真正敢于直言批评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褒奖有加的。 

最为人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周观政的例子，明史《周观政传》中的记载是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说起来，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里缺少音乐，所以想请几个女乐师进去教授一下，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失，对任何朝代的皇帝来说都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举动。但当时的一个御史却硬是能够毫无畏惧加以阻挠，其强项情状，可见一斑。最后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决定，最后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强势皇帝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决非仅仅是用来约束他人，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这些制度的约束限制。 

所以孟森先生赞叹说“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正因为这种风气，当时就算官阶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书，而对于其中有真知灼见的人，朱元璋也不吝啬于破格提拔，象教谕，典史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明史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门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 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而一般官员也都敢于保持自己的人格独 立，如钱唐便是一个例子：“ 

钱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的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 

考察事实，就知道这话是相当有道理。 

比如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朱元璋对他非常敬重，曾经对他说 

：‘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写了封万言书，洋洋洒洒，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把朱元璋的政策从头到尾，批评的体无完肤。 

甚至连朱元璋看什么书，他都要干涉，横加指责，肆意批评 

“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相当无理的。如果换了满  清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类，遇到这样的上书，最轻的处罚是斩首，重一点是批示一个“大肆狂吠”，然后凌迟，满门抄斩。 

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虽然觉得其中的观点都比较迂腐，对他个人的指责攻击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但还是称赞解缙的才能（“帝称其才”）。他觉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缙是一个人才，但还需要学习磨练一下，后来解缙的父亲到京城，朱元璋就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显然朱元璋的意思还是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孙子。 

朱元璋说解缙和他的关系“恩犹父子”，这也并非虚言，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朱元璋死后，解缙马上就到了京师，当“有司劾缙违诏旨”的时候，解缙说“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 

应该说这里包含的感情还是相当真挚的，决非虚情假意。 

同样，对另一个大才子大学者方孝孺，朱元璋也相当尊重，左东岭说朱元璋“曾经多次原谅方孝孺”，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明史中的记载是 

“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 

朱元璋所谓：‘今非用孝孺时‘，应该也是把他留给自己孙子使用，所以建文一即位，就马上召用他。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他是洪武十八年中进士，在殿试对策的时候，居然在当廷对朱元璋猛烈抨击斥责说“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忽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本以为朱元璋听了之后会大发雷霆，结果出人意料，朱元璋很高兴，把他擢升为一甲二名（明史中的记载：“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到了建文帝的时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有这么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 

建文帝刚登基的时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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