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封建朝代。内阁制是其中央集权举措中最关键也是与其王朝兴亡相始终的制度，之后的清朝也加以继承并进一步完善改进。内阁制的确立导致了一千多年丞相辅主政治的消亡，他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不朽性”理念追求的产物。而无论什么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内阁制为明王朝带来了所谓的“稳定”，但也扼杀了冲破封建即成理念，从而走向停滞不前，不断衰落的道路。

明朝的内阁制始于洪武，成于永乐（海外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成于洪熙，即仁宗），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正月以“谋不轨”之罪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之后，裁撤了中书省，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听命于皇上，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太祖进而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

但事实证明，中央集权发挥到极致所产生的必然矛盾就是权力的无条件单独享受与个人精力之间的矛盾。洪武皇帝在废相之后，繁重的政务与冗长的奏折已使老皇帝不堪重负，于是于十三年九月设置了春、夏、秋、冬四官以协赞政务（看来是盗版了武则天用过的名号）。十五年又访宋制设立所谓武英殿、文渊殿等殿阁大学士，批阅奏折，以备顾问。

但即使是这样，仍不能说皇帝的负担有多少减轻。到了明成祖时，殿阁臣僚入值文渊阁，可以参与机务大事，但“不置臣僚，不得专制诸司”，而“批达则出自御笔”；宣德（成祖孙，其父享国仅一年）初年，开始让内阁和个别的尚书对中外奏章提出处理的意见，用小票墨书，贴于书面进上，称为“票拟”，然后由皇帝“易红批出”，英宗因九岁登基，年龄尚小，太皇太后专一委政内阁，从此票拟制度化。

嘉靖时，皇帝迷信长生不老，将政务委于阁臣，并只与他们见面，长期影响朝政的宦官势力受到排斥，“阁权始专”，形成了长期的门户之争。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廷政务都由其调度。为了夺取首辅的权位，大学士联朋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排挤，采用各种权术打败竞争对手。

万历初年，又遇上了幼主即位，张居正以首辅资格（实际上它是当时唯一的阁臣）教导幼主、治理朝政，自此拉开了明王朝最后一次挽救危机的改革序幕。改革虽卓有成效，但他在辅政十年后溘然长逝，万历皇帝以乱政不忠等罪名将张居正家室查抄，子孙姻亲累者不计。自此事后，万历皇帝又因遭臣属劝谏过于宠信皇三子的母亲并欲废长立幼而先勃然大怒，后又“消极怠工”，从此不理朝政，明王朝彻底走向了衰败。

综上所述，明朝的内阁制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极至发展与个人生理精力相对有限矛盾的调和。他是在统治者不情愿却又无奈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统治者在具体实践之后，对继续维护乾纲独断的同时，保证政治事务的及时解决，和保全自身生理精力不过度恶性使用所采用的“两全措施”。

但纵观明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内阁制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是明王朝不断衰败的过程。内阁制越是齐备、完善，越是能运作灵便；皇帝也就越昏聩，越不理朝政。中央集权，乾纲独断是历朝历代君王的理想，也是朱元璋要求子孙后代一贯传承的理念，内阁制的不断完善、发展导致最终出现了张居正这样的强臣，恰恰就证明明朝守成的历代皇帝不堪承受这样集权理政的忙碌，他们罢工逃避与作出乖张的做法是在优越生活与辛勤工作之间作出的自然选择。他们显然没有开国洪武皇帝贫农出身的经历、努力奋斗的历练和为自己创建国家的信念与毅力。明成祖是仅次于太祖又是唯一一个有资格享用这种权利的守成皇帝，但他为宦官势力的抬头敞开了大门，为明朝的弊端又重重加上了一笔，这是否也是他为了减轻工作压力而采用的一种独特方式呢？

或许有人说，内阁制产生了一位千古“名相”――张居正，但不要忘了，张居正所处的时期，正是主弱臣强的特殊时期，他的这种方式的存在，即独断专行式的改革是与封建王朝皇帝集权的政治根本相悖的，所以他虽能在一定的层面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历史也就只给了他十年的时间，小皇帝一旦长大，那种遭受不正统权威笼罩的不自在就会驱使他为自己正名！政治上的打倒运动与经济上的再一次破坏同步进行也就不显得不合理了。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设了“军机房”（即后来的军机处），再一次将内阁制做了改良，“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化于其间”是其开设的原则与宗旨，于是封建专制又进一步加强，但勤勉的皇帝短短十三年的光阴也为我们留下了积劳成疾的印象。那堆积如山的朱批向我们诉说着一个个难安的深夜・・・・・・

看来内阁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封建王朝这对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笔者也无意想提出一种更加神奇的方案，在笔者看来，封建王朝的衰败灭亡就如同资本主义也为自己找到了掘墓人一样，笔者只想证明这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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