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控制了盐铁的产、运、销，为国家独利的一种直接专卖形式。这种专卖形式为后世专卖政策提供了运作上的参考模式。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两个环节而又影响了商品的消费，使大中小商人和小农均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也因此而结束。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后，桑弘羊继续执行汉武帝时推行的经济政策，是主掌朝政大权的大臣之一。他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受到商人和来自有商业利益的权利集团的强烈反对。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引起朝野激烈的争论。

一 

公元前81年，政府召集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就现有的经济政策广开言论，进行公开辩论，史称“盐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以盐铁官营为代表的现行经济政策。政府召开盐铁会议的目的是：“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①“问以治乱”②。对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诸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等进行了讨论。盐铁会议辩论主要由两方组成，其中一方是贤良和文学之士。前者原为平民或担任过小官吏的知识分子，被官府举为贤良，并由朝廷授予了官职③；他们大都来自民间，熟悉底层的情况，“诸儒生多窭人子”④。“皆贫赢，衣冠不完。”⑤对下层社会的贫苦生活有切身的体会，而且他们得到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暗中支持，因此大都直言无忌，对汉武帝时实行的绝大多数政策特别是对专卖政策进行了猛烈地批评。这些批评有很多切中现行政策的弊端，得到大地主和商人阶层的支持。他们的言论代表了来自民间的要求改变现有经济政策的呼声。

辩论的另一方是以田千秋和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官员。作为丞相的田千秋是“敦厚有智”的长者，在关键的问题上“终不肯有所言”⑥。因此，实际的辩论者则是桑弘羊。作为武帝最为信赖的理财大臣、制定和推行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的实际主角。他认为现行的经济政策是“为国兴榷之利，伐其功”⑦；认为贤良文学不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且不了解大政全局，不体谅“当局处中”者的苦衷。因此，竭力为现行的经济政策辩护。

双方都对现有的国家形势作了一番估计。贤良文学指出了自汉武帝以来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田地日荒”⑧，“中外空虚”⑨，“百姓寒苦，流离于路”⑩的现实。虽然国家利用经济强制政策解决了财政困难，但是人民都“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以糟糠”⑾。并且用了大量的实例证明了民生的疾苦。对于这一点，桑弘羊等人表示了承认，并且“愿闻方今之急务，可复行于政，使百姓咸足于衣食，无困乏之忧……天下安乐，盗贼不起，流人还归。”⑿这说明双方都认为现实情况是很严峻的，需要加以注意和改进。

盐铁会议上争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而其中垄断山海、盐铁、酒类，均输平准政策等是焦点问题。一方面，桑弘羊认为现行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国家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实行这些专卖政策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特别是解决开支的紧张状况。桑弘羊认为：

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⒀。

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⒁。

实行盐铁官营一年后，财政状况便有了明显的好转：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榆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⒂。

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⒃。

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⒄

虽然桑弘羊等人对盐铁专卖的实际成绩有些夸大，但的确取得了成效。这是政府实行盐铁官营的主要目的。

其次是国家实行专卖政策可以削弱地方的割据势力。桑弘羊等以吴、楚之乱为前车之鉴，防止像吴王刘濞那样的割据势力再次出现。他认为： 

①⒀《盐铁论・本议》。

②⑥⑦《汉书・公孙刘车王杨蔡郑列传》。

③《廿二史记》卷二，第29条。

④《汉书・霍光传》。

⑤⑩《盐铁论・地广》。

⑧⑾《盐铁论・未通》。

⑨⒁⒄《盐铁论・轻重》。

⑿《盐铁论・执务》。

⒂⒃《史记・平准书》。

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早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①。

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天下，是以齐国内背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⑦。

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最有力的一条理由。

再次是打击富商大贾，制止他们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以牟取暴利。这样可以起到调剂物资、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③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杜绝了富商大贾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不法行为，使他们不再操持国家之经济命脉。富商大贾不再“擅其用而专其利”，发生“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的情况④。如果不实行专卖政策，则会发生富商大贾“今放民于榷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斗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⑤

另一方面，贤良文学之士则认为宜罢专卖政策，因为这些政策给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他们指出，专卖政策的种种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卖政策造成了官、商不分，吏治腐败，官商们利用专卖政策来假公济私。以致于“吏不奉法以存抚，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⑥。“今公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私家累万金”⑦。“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谥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⑧实行专卖政策以后，贤良文学之士认为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⑨

第二，实行专卖政策以后，官府制作的铁器不合民用，往往呆重和规格一致，难以适用不同地区的农民使用，而且官府在制作铁器的时候只顾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而生产的器物往往质量低劣：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⑩。

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夫秦、楚、燕、齐，经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困乏⑾。 

第三，销售过程中官僚作风严重。铁器定价不合理，销售点的设置也不科学，具体负责管理和销售的官员消极怠工，毫无责任心，他们经常想走就走，百姓去买用器的时候，“吏数不在，器难得”。结果是农民“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⑿。耽搁了农民的农时，影响了生产。而且官府的铁器定价昂贵，经常出现“盐铁贾贵，百姓不便”⒀。

第四，专卖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官府为了销售完其生产的不合格产品，经常采用分配任务的方式强迫人民购买其不合格的产品。具体办法是，强行按人口分配铁器和食盐的购买量，而且还需要农民自己到深山穷泽之中去运输，劳动力缺乏的还不得不雇人运输，即如贤良文学之士所说“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⒁。往往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灾难。

①④⑤⑾⒁《盐铁论・禁耕》。

②⑧《盐铁论・刺权》。

③《盐铁论・本议》。

⑥《盐铁论・执务》。

⑦《盐铁论・国疾》。

⑨《盐铁论・贫富》。

⑩⑿⒀《盐铁论・水旱》。

二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人和贤良文学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都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次会议成了朝野双方对现行经济政策的一次辩论。盐铁官营等国家的专卖政策虽然遭到了贤良文学的猛烈抨击，但由于当时政府的财政主要由专卖收入来支撑，桑弘羊等人认为专卖制度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①。但又不能不对贤良文学之士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做出表示，对贤良文学揭露的“百姓贫陋困穷”的社会现实加以承认，对商人要求分利的呼声部分让步。因此，桑弘羊于盐铁会议结束后上奏昭帝：“请且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②罢除了对国家财政影响不大、对广大人民为害不深的酒类专卖。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七月，朝廷正式下诏“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③。实施了十八年的酒类专卖政策终于被取消了，而政府“令民得以律占租”，即实行民营征税政策。刘颁注曰：“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也。”④后来有人以“用度不足”为由，建议官府“卖酒醪”，如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⑤，但政府没有采纳。

盐铁酒的专卖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也的确如贤良文学之士所看到的那样，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弊端，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在官府办事时产生的效率低、硬性抑配、官僚作风严重等问题，并不是专卖制度本身的问题，这在封建社会的其它政策的执行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这是封建社会自身固有的问题在专卖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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