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周封建占有制及其剥削形式 

封建初期土地占有制度，主要为井田。谈井田当着重于研究公田、私田和直接生产者对土地有无占有权问题。

井田为一幅封建占有制图案，同时又是封建占有制的一个计算标准与公式，它与剥削方式是紧密相关的。井九百亩，一夫耕百亩，而封建主于九百亩中攫取百亩的收入。凡田地多于一井的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或公式计算，少于一井的同样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或公式计算，也不拘于整块或奇零，基本上都要以此作为计算依据。中原地区辽阔，原来又分属于不同的邦国，施行的主要标准为井田，井田的具体办法可以有差异，井田之处还可能有其他标准，《周礼》中的“九一”与“十一”并存①，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封建占有制的主要内容，见于《国语・晋语》，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记载，原文如下：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隶食职，官宰食加。②

士以上属于封建贵族，无论食贡、食邑都落到食田上面，靠封建剥削来维持。工商、皂隶和官宰则为封建贵族的臣僚、私人、仆役或奴隶，依附于贵族而生存，即仆隶一般也不参加生产。只有“庶人食力”，庶人负担全部生产任务。所以士食田、庶人食力成为封建经济中最基本的内容。 

①  如《周礼・小司徒》言“九夫为井”，而《遂人》言“十夫有沟”，又《小司徒》言二千三百四夫为县，而《遂人》以二千五百家为县，非独国野之不同，恐标准与计算公式本不相同。

②  贡兼贡赋等而言，“鲁三家四分公室，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即取赋的一小部分以为贡，原来贡赋归于三家。《国语》行文简略，不能拘于定义。又官宰食加，加一般作“家邑”解，《国语注》引《论语》：“原宪为家邑宰”(今本无)，家邑即私邑，以别于国邑。但官宰有职秩，应兼家邑国邑而言。《左传》庄公十九年，“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秩为国邑所入，疑加为禄秩加诸官宰的意思．如《左传》：“亦庆其加”(昭公年三十年)，“敢闻加贶”。故《左传》又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成公十七年)，而“竖有官邑”(昭公十六年)，都得称为加，不限家邑而已。 

按照九一之制，井九百亩，其中一百亩属于贵族收入，由庶人八家共耕，这叫公田。庶人“八家皆私百亩”，这叫私田。孟子作出如此说法，其真实性自来被人怀疑，范文澜同志等根据《诗・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记载以证明孟子这一说法的可信，论证上也难以成立。①但是，这种公田和私田在当时又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目前可以证明公田私田的存在，比较确切的有如下的一些记载：第一，《诗・甫田》《大田》诸篇，描述贵族拥有大片田地及农夫在公田上耕种的情况，那里既有田峻监督，贵族(称为“曾孙”)也亲自巡视，虽有时给予农夫以“@”，或者“我取其陈，食我农夫”，“采荼薪樗，食我农人”，而公田的收获则全归贵族，所谓“蒸我髦士”或“以谷我士女”，因此，农夫必须有私田(指使用权)以维持生活。《国语・鲁语》说：“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可知农夫在共耕公田时，因距离有远近，徭役多少得计算远近的行走在内，这也是说明农夫来自其小庐舍，有其一定的私田。至于诗中说到：“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寡妇只能拾点禾穗，因为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公田，连私田使用权也被剥夺了。这一类的纪事诗，可以与后来孟子所讲的遥相印证。第二，《诗・七月》篇对封建农村生活作了全面的描述，其中如“言私其q，献]于公”，农夫的猎获，其中好的部分得交给贵族；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农夫在春节还得给贵族以酒食。凡此等等都可说明农夫有其独自的门户，其身份不是奴隶，却须负担更多的剥削，可知这种独自门户是以私田为基础的。第三，从西周初的小耕作制，亦可证明公田私田的存在。一般把《诗经》的“十千维耦”(《噫嘻》)、“千耦其耘”(《载芟》)看成是奴隶农场大耕作制，我看这完全是误解。《载役》《良耜》以及《噫嘻》《丰年》诸篇，都属祈神报社之诗，描述广大农村的一般情况，它与《甫田》《大田》的专写一个贵族的“井疆”者有所不同，应作具体分析。在广阔的田野中，诗人用夸张手法，写出“十千维耦”，“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等景象，通过祈神的颂歌，写出贵族想无限制地增加财富的奢望，这是合乎贵族诗人的所谓“写真实”的。至于贵族诗人具体的写一个领主的“井疆”时，情况又大不同，如《信南山》之“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瓜果不会远离居处，疆霾换岷芄恪Ｖ芴焱醯慕逄锴亩，由庶民三百人耕种，应该是最大的农场了，②人数也不及千耦的六分之一，怎能说“十千维耦”是近乎实际的记载呢?藉田千亩也不一定是大农场，一般大贵族如“卿备百邑”都分别有邑宰管理，当时邑的――――――――

①  《大田》《甫田》诸诗，是士人作的，绝不具农民口气。农民与领主处于阶级对抗，不会有“我田既藏，农夫之庆”的思想感情，也不会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思想感情。只有作为领主所属的士，才会称领主为公，井向他献媚，希望下雨先下到I主的田里，因此公私非对称之词，颇似《七月》的“言私其q，南献]于公”，公所指的是士的私田，不作副词用。至于说“我田即藏，农夫之庆”，有人把农夫视奴隶，其实在奴隶制下的劳动生产，无由出现这样的气氛，也不可通。

②  周天王有籍田，号为千亩。“籍田”由“藉田”转为专用名词，籍田由庶民耕种，在《周礼》亦称为徒，共三百人，由“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应为千亩再分散坦任耕耨。

大小不等，千室之邑固有，十室之邑也有，都不可能集中耕种的①。《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国语》：“冀缺耨，其妻@之”，也都不是大农场的景象。因此“同养公田”，只是要向领主负担公田的一定耕种任务或若干天数的徭役，另外农夫分别自耕其私田。这都是一种家庭范围的小耕作制②，从领主言，也系以家庭为单位，只不过家庭范围大一些，替他耕种的劳力多一些，而且劳力不出于己而已。对于“同养公田”美其名曰藉曰助，实际上是力役地租。孟子说“惟助为有公田”，这话完全合理。至于奴隶农场不会有什么公田、私田之分，奴隶本身只构成为奴隶主财产的一个部分，其与农奴因依附关系而有私田者迥不相同；而且奴隶大农场也根本无法产生藉助的观念，奴隶制的超经济强制对待奴隶如同牲畜，这与封建制的超经济强制，让农民有其小私有财产，仍有着严格的区别。按商代藉助的概念，来自生产过程，用耒用锄以松土、附苗、除草等，因称为藉为助。西周沿用这一名词，其含义已完全改变，具体分析非常重要③。

封建土地占有制决定了封建剥削的具体形式。通过剥削形式的研究，也可以反过来更深入地了解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内容。下面略述助、藉、彻的正确解释，以便与上述井田制相互参证。

彻与藉是周原来统治范围内采用的剥削形式，助则萌芽于商，《孟子》上有“殷人七十而助”的传说④。三者互相关联，确立于西周，其萌芽状态的情况及其年代、地区等均已无法考证。⑤《诗・公刘》：“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高》：“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粮”。彻与土地或粮食联在一起成为一个专门名词，它有时又可与藉、宣等字相互见义，如《韩弈》：“实亩实藉”，《》：“乃宣乃亩”，《说文》：“宣、通也”，“彻、通也”，“藉、助也”，相互可以见义。论租赋制度原是一个，但严格区别，则彻、宣为一组，籍、助为一组。封建主借农民之力耕种为藉，从农民方面讲又是助，把力役的剥削美化为“合理合法”的依附关系了。封建剥剥削不只于藉助一端，而总其名曰彻，所以彻训为通，也可以训为治、为取，更可以与宣字相互见义。封建占有下的划分井疆、疆埸并分为公田私田，可以称之为通其疆土；农夫“同养公田”即有通力合耕之义，  

①  卫免余语“唯卿备百邑”，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金文有赐二百二十九邑者，不是有绝对标准的。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均见《论语》。

②  西周初年一般不主张大耕作制，《诗・甫田》：“无田甫田，唯莠骄骄”，即可证明小耕作制已成习惯，对大农场望而生畏。

③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农业部分，对于藉的考释，可以参考。

④  《周礼・匠人》注，“殷人七十而助”，助字余本、嘉靖本均作*[孚+鸟]闽，间监本改助。按助由锄演变而来，松土附苗除草为*[孚+鸟]，从草从助，是其本义，足知*[孚+鸟]字本指生产过程，以后逐渐用以表示地租之制，当在商末，此亦变化中遗留下的一点痕迹。

⑤  如《史记・周本纪》有“贫弱萌隶”之语，萌即氓，后来兼称“民氓”，又作“宾萌”，氓为失去田地的自由民流离在外而依附于人者，藉助即与利用氓的劳动力有关，这方面另须研究，材料也太缺乏。 

故可以说是通；把赋税通计征取，又可以概括为通，而“通”字治理、剥取之义都由此孳生出来。①不同的释文产生于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以训通为主，用以表示整个封建剥削的内涵。

研究助藉彻的重要史料，首推《国语・鲁语》与《左传》哀公十一年关于鲁用田赋的记载，为了便于分析起见，并录于下： 

季康子欲以田(甸)赋，使冉者访诸仲尼……曰：“……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讥其老幼，于是手布军族之出则征之，

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O禾、秉刍、*[卸字左半边]米，不是过也，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②矣……”(《国语》)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废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邱)③巴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甸)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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