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古的华夏族》凸显《山海经》的多面意义

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人很多，把周光华《远古的华夏族》里的《山海经》研究，和胡太玉先生２００２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破译〈山海经〉》比较，客观地说，《破译〈山海经〉》的学术规范性不如《远古的华夏族》的学术规范性强。理论追寻年表和王表，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远古史的一种要求，周光华是努力在做着。相比之下，《破译〈山海经〉》缺环太大。这是一件难事。不说四川省盐亭县何拔儒老先生破译的天垣《盘古王表》和他的中华文明是盆塞海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观点，就拿周光华先生说的“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即所谓远古长江文化是源生文化，并且是后来接受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文化，在目前也难于取得共识。无容讳言，《远古的华夏族》是以整体剖析《山海经》为基础，尊重《夏商周探源工程》的合理衔接，尊重《史记三家注》提供的历史年代线索，结合古籍和学界、考古界的研究成果，实地考察，全面综合研究华夏族的。周光华先生对学界争论的敏感问题，对应该提出商榷的问题，没有做大的争辩，是尽量避免“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之争的。但从全书来看，由于作者是工作、生活在山东，更多了那里的情况，所以还是过多地描绘了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和源生。

一个典型例子是，《远古的华夏族》也类似王玉哲教授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对成都平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三星堆发掘的震惊世界的大批远古青铜器不闻不记。这虽然不是败笔，但却凸显了胡太玉先生的风格。应该说，胡太玉先生的《破译〈山海经〉》与《远古的华夏族》有很多相同之处，两者都涉及了《山海经》矿产研究。例如《远古的华夏族》第二章从《五藏山经》看华夏地域物产经济文化，其中第二节矿产资源，对很多金属矿产作了分析；由于黄帝战蚩尤 ，涉及到铜兵器，又对国内远古铜矿产资源作了研究，很有特色。对此，胡太玉先生是从远古铁矿产资源入手，从国外着眼，在《破译〈山海经〉》第十九章中华远古版图一节，作了大肆描述。最后在第二十章5000年前的战争启示录，对蚩尤使用的是铜兵器还是�兵器，作了对后者的肯定。 然而胡太玉不是立足于周光华先生的山东，也不是立足于周光华先生的远古大黄河文明渐浸长江文化。相反，胡太玉先生是立足于成都平原，立足于长江文明的源生文化，不但对国内黄河文明作了渐浸，而且对美洲、西亚、非洲和欧洲，早在6000年前已作了开拓。有人说是王大有、韶华、胡太玉等中国学者，相继证明了天府之国可能就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成都与东方伊甸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却认为这些“证明”是不够的。胡太玉先生为了说明《山海经》是一部上古世界联合国史志，写得更像报告文学。我们不知道胡先生是不是在四川工作，当然我们不是说在四川工作的人，就一定偏重四川或“稻作文化”，因为我们还可举两个反例。一是白剑先生，在四川广元市工作，2002年1月出版他的《文明的母地》一书，就偏向于周光华先生工作的山东，说三星堆发掘的远古青铜器，原本是山东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由于掌管泰山大庙的夏朝功臣有缗氏部落，不满夏桀的，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才是三星堆著名青铜器的来历。白剑先生的理性是，他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说，而类比提出戈壁滩人类起源说，于是远古的华夏族是从戈壁滩走出，由西向东经过甘肃、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发展，再向长江开拓的。

相反，在北京工作的王红旗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信息传输角度研究《山海经》，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完成了对《五藏山经》地理方位的全面系统考证，2003年8月出版了《经典图读山海经》。他是立足于北京而偏爱四川。例如他认为，神农、炎帝族源生于北京桑干河谷，而不是陕西；认为帝尧时，东海已淹没到了太行山。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蚕丛发明了望远镜。理由是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认为其文化和族属渊源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可解释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以后还说三星堆留有大舜及其弟象的信息。

白剑和王红旗不全偏向自己工作、生活的地区，但确也更多和更能了解自己工作、生活的那个地区里的情况。以白剑先生为例，这是一个年青的学者，他了解广元市周围羌族地区的情况。这一带靠近岷山和秦岭，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他可以尽情地发挥“蜀人来源于氐羌人”的观点。其次，他也容易到附近我们绵阳市，考察盐亭县的嫘祖文明遗存。当他在短时间内的旅游中，看到的古文明遗存不尽人意想象的那样的标准后，就开始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尽情地发挥对盐亭县学人研究的批驳。是的，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已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这一幕发生在１９５０年的土改运动，以及以后多年中的一些革命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我们当代人不愿说的事情。但这是当地六、七十岁以上还活着的人，都亲眼目睹过的事，白剑先生和当地这些人比起来，不但不了解，而且从年龄上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暴风骤雨”。旁证还有，1958年，绵阳市有数万人涌入广元市大山中挖矿大炼钢�，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座，造大小风箱数千台，那是千真万确的。事过不到50年，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六十岁左右或以上的人士，大多亲身经历目睹过，人还在可以作证。如果白剑先生作为广元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况且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而所谓人类起源于戈壁滩说，倒也不一定是定论。 

这里我们的意思是要学周光华先生，不做争辩，尊重他人的研究。况且，对历史学来说，正反远古的华夏族的信息都有用。因为与自然环境变迁的事实相对照，运用“正反信息博弈法”，从中更能得到破译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秘信息，而会倾听到我们祖先的声音。

“正反信息博弈法”对各派都能公平、公开、公正。它是荷兰皇家炮弹公司的规划专家们所创立的。创立者当时用此推断石油价格不久将会急剧下降，并建议荷兰皇家公司采取相应的行动，但董事们表示怀疑。于是创立者请董事们去核查，允许他们合理改变他们所认为错误的输入量。根据正反信息博弈法，最主要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因此董事们信服了。今天我们请出胡太玉、白剑、王红旗等先生来正反信息博弈，就是想说明读《远古的华夏族》，会发现有更重要的信息。

二、正反信息博弈法凸显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

类似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是中国远古的主干文明一样，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是世界远古的主干文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孵抱期。相反，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和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正反信息博弈，却凸显了以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文明为特征的远古国家共同体或古世界联合国的类似现代欧盟或联合国模式的存在。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市场经济和物品交换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存在多时了。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早就说过，《山海经》是远古巴、蜀、楚人最初完成的著作。但蒙先生论证何为“山海”，何用“山海”？没有说清楚。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真是画龙点睛。但蒙文通和何拔儒都是四川省盐亭县人，有“稻作文化”人之嫌。好了，《远古的华夏族》虽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但主要维护的还是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所以也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周光华先生是认真在做学问的，在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中，他却在无意中揭开了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

如果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是以四川盆地或四川省为中心，这个盆塞海能淹没或能沟通淹没的省份，当然只能是四川省及临近四川省周边的省、市了。它们是四川、重庆、陕西、青海、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如果把这个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史地志称《海内经》，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的城邦文明史地志称《海内东、南、西、北经》，临近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城邦文明外边的东、南、西、北的陆地文明史地志称《海外东、南、西、北经》，再远离这个盆塞海周边的陆地文明的东、南、西、北的农牧文明史地志称《大荒东、南、西、北经》，那么不管周光华先生对《山海经》里诸多“国”的推说或考证是否正确，他在该书266页至267页提供的《海内经》、《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大荒东、南、西、北经》等各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详细省份，都可作参考。如果这个介说能接受，那么他说的《海内经》的邦族地域位置，涉及到青海、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南、江苏等7个省、市。其中只有江苏一个省是远离四川省的，不合符“海内经”的设定。 至于贵州、云南、、甘肃等省没有涉及到，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远古的发达文明，这个设定的省份只能是少，不可是多的。其次，我们还可以反求之，看四川省是不是混在周光华推说或考证的其他各类山经中？结果四川省只在他的《海内南经》推说或考证中一处出现。把四川和重庆放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盆塞海内发达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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