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是徐阶的门生，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取代了高拱，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在政治上，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贯彻“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的为政方针。他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裁撤冗官冗员，提拔和重用有才能的官员，为提高行政效率，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六月奏行“考成法”。处理章奏，事有责成，令有程限，立文符以考稽，不得延宕推诿，中央政令遂能较快地在全国实行。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

　　在军事上，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黄教首领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

　　张居正最突出的改革成就是在经济方面，首先他积极支持治黄治淮。万历六年，任命著名水利学家，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丈量土地和赋役改革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经济政策。他看到当时国匮民穷的根本原因是豪强兼并土地和贪吏盘剥农民。为“强公室、杜私门”,不顾豪强地主和勋戚的反对，于次年十一月下令各省清丈土地。任命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此事，并颁行清丈条例。 这次清丈田亩，除补足原额外，有些省且多余额，全国土地的总额约有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的土田数有显著增加,还清出一些浮粮,使豪强地主多少受到了抑制。

　　张居正在此基础上，将“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一条鞭法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赋役改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始行于嘉靖初年。庞尚鹏、王宗沐、刘光济、海瑞曾在浙江、江西、 南直隶等地区陆续推行过，张居正加以完善和推广。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不易勒索农民；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张居正还注意减轻商税，强调农商并重。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势相适应的，并且贯彻在他所实行的通关市、减织造龙袍料和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之中。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这是与张居正的努力分不开的。

　　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全被废除，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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