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学的欣赏，原是颇为主观的一件事。譬如口舌之于五味，滋味既异，嗜好亦别，强人同己，固属无谓的多事，然而美芹献曝，略述个人品味之所得，或者也尚不失推己的一份诚意。因此，我想略谈一谈关于大晏词的欣赏。

　　在北宋初年的词坛上，晏殊、晏几道父子和欧阳修是并称的三位作者。而一般读者对这三位作者的爱好，则以小晏为最，欧阳次之，而爱好大晏者则最少。大晏之所以不易得人欣赏的原因，我以为有两点：其一是因为大晏词的风格过于圆融平静，没有激情，也没有烈响，既不能以色泽使人眩迷，又不能以气势使人震慑，正如其词集名《珠玉》二字，只是一奁温润的珠玉，虽然澄明纯净秀杰晶莹，然而自有些人看来，却会觉得它远不及一些光怪陆离，五色缤纷的琼瑰更足以使人目迷心动，这是大晏词之不易得人欣赏的第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大晏的富贵显达的身世，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穷而后工”的观念，而大晏在这方面却不能满足一般人对诗人之“穷”的预期，和对诗人之“穷”寄以同情的快感，这是大晏词之不易得人欣赏的第二个原因。宛敏灏君在《二晏及其词》一书中对大晏的一些词作甚至讥之为“富贵得意之余”的“无病呻吟”。宛君于二晏之身世、作品，搜罗考订极详，对小晏亦赞扬备至，而独于大晏的一些词作不能欣赏，因而颇有微词。昔蒋弱六之评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万里戎王子”一首云：“见遗于无意搜罗之人不足怪，遗于搜罗已尽之人为可恨耳。”①看到宛君“无病呻吟”的话，我真不得不为大晏仕途之幸而叹息其不幸了。

　　我以为想要欣赏大晏的词，第一该先认识的就是大晏乃是一个理性的诗人，他的圆融平静的风格与他的富贵显达的身世，正是一位理性的诗人的同株异干的两种成就。诗人的穷与达，原来并没有什么“文章憎命达”、“才命两相妨”的必然性，而大半乃是决定于诗人所禀赋的不同的性格。一般说来，诗人的性格约可大别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成功的类型；而另一种则是属于失败的类型。属于成功的一型，就性格而言，可以目之为理性的诗人；而属于失败的一型，则可目之为纯情的诗人。《人间词话》之评李后主词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这些话，就纯情的诗人而言，是不错的。因为纯情的诗人，其感情往往如流水之一泻千里，对一切事物，他们都但以“纯情”去感受，无反省，无节制，无考虑，无计较。“赤子之心”，对此种诗人而言，岂止是“不失”而已，在现实的成败利害的生活中，他们简直就是个未成熟的“赤子”。此一类型之诗人，李后主自是一位最好的代表。而破国亡家，也正为此一类型之诗人的典型的下场。“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对此一类型的诗人而言，其“百凶”之遭遇与其“纯情”之作风，也正为同株异干的两种必然之结果。至于理性的诗人则不然，他们的感情不似流水，而却似一面平湖，虽然受风时亦复縠绉千叠，投石下亦复盘涡百转，然而却无论如何总也不能使之失去其含敛静止、盈盈脉脉的一份风度。对一切事物，他们都有着思考和明辨，也有着反省和节制。他们已养成了成年人的权衡与操持，然而却仍保有着一颗真情锐感的诗心。此一类型之诗人，自以晏殊为代表。《宋史·晏殊传》记载云：“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又载元昊寇边时，“陕西方用兵，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从这些事，我们都可以看出晏殊的明决的理性。他的识见与谋虑，都可说得上是将相之才，而决不是一个“长于妇人之手”，未经阅世的“赤子”。然而自其《珠玉词》来看，晏殊又确实是一个资质极高的诗人，由此可知事功方面的成就原无害于一个理性的诗人之为真正的诗人，而《珠玉》一集的价值，也决不该因其富贵显达的身世而稍有减损。我将“理性”二字加诸于“诗人”之上也许会有人颇不谓然，因为诗歌原该是缘情之作，而情感与理性则又似乎有着厘然迥异的差别。这就一般人而言，也许是对的，因为一般人的理性乃但出于一己头脑之思索，但用于人我利害之辨别，此种理性之为狭隘与坚硬，而与感情之格格不能相容，自是显然而且必然的事。然而诗人之理性则有不同于此者，诗人之理性该只是对情感加以节制，和使情感净化升华的一种操持的力量，此种理性不得之于头脑之思索索而得之于对人生之体验与休养。它与情感不但并非相敌对立，而且完全浸润于情感之中，譬若水乳之交融，沆瀣之一气，其发之于心亦原无此彼之异与后先之别。是理性既可以与情感相成而非尽相反，则诗歌虽为缘情之作，而诗人则固可以有理性之详人了。

　　做为一个理性的诗人，我以为大晏的词有着几点特色。而第一点该提出来说明的，则是大晏《珠玉词》中所表现的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如前所述，理性既可以与情感如水乳之交融，则《珠玉词》的情中有思的意境，便正为此种交融了的理性与情感的同时涌现。在一般人的诗作与词作中虽然也不乏表现思致的作品，但大晏与他们不同的，则是一般人所表现的思致多出于有心，而大晏则完全出于无意，譬如酌水于海，其味自咸，这和有心要泡一杯盐水的人，自然有着显著的差异。如大晏最有名的一首《浣溪沙》词之“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三句词从表面看来，所抒写的只不过是“伤春”、“念远”的情感，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思致在其间，而大晏也确实未尝有心于表现什么思致，只是读这三句词的人，却自然可以感受到，它所给予读者的，除去情感上的感动外，另外还有着一种足以触发人思致的启迪，这种启迪和触发，便正是大晏的情中有思的特色之所在。即以这三句词而言，如“满目”一句，除“念远”之情外，它更使读者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获得的事物的向往之无益；“落花”一句，除“伤春”之情外，则更使人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挽回的事物的伤感之徒劳；至于“不如怜取眼前人”一句，它所使人想到的也不仅是“眼前”的一个“人”而已，而是所该珍惜把握的现在的一切。大晏在另一首《玉楼春》词中也曾有句云：“不如怜取眼前人，免使劳魂兼役梦。”由此一句之重复使用，我们更可以体认出来，大晏之所屡次提到的“眼前人”，实在只是表现了大晏的一种明决的面对现实的理性。这种种联想与体认，在读者亦并不需深思苦想而后得，而是当读者感受词句中的一份情感之时，便已同时感受到其中的一份思致了。那便因为如前文所言，这一份思致乃是由大晏对人生感受体验而得，而并非由头脑思索而得，它原即在情感之中，而并非在情感之外，所以其表现于词亦全属无心，而决非有意，因之这一份思致也就只宜于吟味和感受，而并不宜于辨察和说明。如我之所解释，自不免有牵藤附葛、坠坑落堑之嫌，不过，大晏词之易于引起读者一些有关人生的哲想，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大晏的《蝶恋花》词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三句，便也曾经既许之为诗人“忧生”之词，复喻之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境”，这两段话，本文不暇详说，我不过引来证明以哲想解说大晏词并非自我作古。而其所以易于使读者生此种联想的缘故，便正因为大晏的词有着一种情中有思的特色。这种特色，加深也加广了大晏词的意境。如果以大晏与他的儿子小山相较，那么像小山的一些名句，如“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今宵剩把银钍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及“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诸句，虽然其“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之处，大晏自有所不及，然而如只就情中有思这一点而言，则小山词之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其原因便在于小晏所表现的悲欢今昔之感与歌酒狎邪之词，乃但为人生之一面，而其所触动者亦但为读者之感情而已；至于大晏，则其所触动者已不仅为读者之感情，而且更触动了读者有关整个人生的一种哲想，因此，大晏词乃超越了其表面所写的人生之一面，而更暗示着人生之整体。宛敏灏君在《二晏及其词》一书中，曾举大晏《憾庭秋》词之“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三句，与小晏《破阵子》词之“绛蜡等闲陪泪”及《蝶恋花》词之“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三句相比较，以为“向”字尚不及“陪”字之深，更不敢望“替”字矣。殊不知小晏之“陪”字、“替”字虽佳，然而其“陪”人、“替”人垂泪者，仍不过只是一支蜡烛而已，而大晏之“心长焰短，向人垂泪”二句，则使读者所感受的实在已不复仅是一支蜡烛，而同时联想到的还有心余力绌的整个的人生。虽然这在大晏也许未尝有此意，而其特色却正在使读者能生此想。故就情感言，小晏自较大晏为铱挚，然而如就思致言，则小晏实不及大晏之深广，而此种差别也正是理性的诗人与纯情的诗人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大抵纯情的诗人，对于人生只有人乎其内的真切的感受；而理性的诗人，则除感受外，更有着一份出乎其外的證明的观照。唯其为“人”，故所失在狭；唯其能“出”，故所长在广。唯其但得之于“感受”，故其所表现者，有情而乏思，而其意境亦较浅薄；唯其能得之于“观照”，故其所表现者，情中乃更复有思，而其意境亦较深刻。除以上所举各例证外，他如大晏另一首《浣溪沙》词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喜迁莺》词之“花不尽，柳无穷，应与我情同”，《少年游》词之“莫将琼萼等闲分，留赠意中人”诸作，或者表现了圆融的观照，或者表现了理性的操持。这种特色，正为大晏之所独具。欣赏大晏词，如果不能从他的情中有思的意境着眼，那真将有如入宝山空手回的遗憾了。

　　至于大晏词的第二点特色，我以为则该说是他所特有的一份闲雅的情调。《汉书·司马相如传》云：“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大晏的闲雅，就正有着这一份雍容富贵的风度。而这一份风度，在我国诗人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其所以罕见的缘故，当然是因为一般诗人们都未尝有过如大晏的显达的身世，因之也未曾有过如大晏的雍容闲适的生活，而有大晏之身世与生活者，则又未必有如大晏的诗人的资质。这种美具难并的机会既不多，因此大晏的闲雅的风格，乃成了他所独有的一种特美。大晏生当北宋真、仁两朝的太平盛世，自14岁以神童应试擢秘书省正字，仕至宰相，其显达之身世，已具见史传的记载，本文对此不拟再加详述；至于大晏的诗人的资质，则可从他的词作中所表现的锐感与善感得到证明。如其《破阵子》词写少女神情之“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及《菩萨蛮》词写黄葵之“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擎作女真冠，试伊娇面看”，这些词句都具有极鲜明的意象，也给予读者极强力的感染，这是唯有一个锐感的诗人才能具有、才能给予的。又如其《玉楼春》词之“陇头呜咽水声繁，叶上间关莺语近”，《踏莎行》词之“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诸句，则凡耳目所及，写得万物都若有情，这更是唯有一个善感的诗人才能感受、才能抒写的。以这种锐感、善感的资质，无论其所遭之境遇之为穷为达，都无疑地该不失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只是因境遇之影响而形成的风格或者不免将要有所不同而已。大晏的境遇是富贵显达的，因之怀着“穷而后工”的成见，想要在大晏的词中寻找孤臣孽子，落魄江湖的深悲幽怨的人，当然不免要感到失望。但大晏的诗人的资质，却毫不曾因此而减损。他的闲雅的风格，就正是他的显达的身世与他的诗人的资质所相浑融、相调剂而结成的佳果。这一类风格闲雅的作品，在他的词集中最可举为代表的是那一首《清平乐》，现在把这一首词抄在后面：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栏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

　　在这一首词中，我们既找不到我国诗人所一贯共有的伤离怨别、叹老悲穷的感伤，甚至也找不到前面第一点所谈到的大晏所特有的情中有思的思致。在这一首词中，它所表现的，只是在闲适的生活中的一种优美而纤细的诗人的感觉。对于这种词，我们不当以“情”求，也不当以“意”想，而只当单纯地去体会那一份美而纯的诗感。语有之云：“无用之为用大矣。”想在诗歌中寻找情感和意义的人，在大晏这种闲雅的作品中，自将无所收获。然而譬之醇醪甘醴，饮之者原不必要求得解渴之功用，更不可抱有解饥之目的。醇醪甘醴的好处，原只在它所给予人的一股甘美芳醇的味道，同样的，大晏的此种作品，其佳处亦仅只在于它所给人的一种闲静优美的诗意的感觉而已。

　　大晏词的第三点特色，我以为该说是他的词中所表现的伤感中的旷达的怀抱。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当“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免不了会产生时移事去、乐往哀来的伤感，更何况是一个锐感善感的诗人，所似诗人们都或多或少有些伤感的作品。大晏对此当然也并不能例外。虽然宛敏灏君曾经以为大晏的一些伤感之作只是“无病呻吟”，但我却并不这样想，因为伤感之产生，原不必定要有什么人事上的剧变大故，而仅只自然界的盛衰代序便已足可令人体会到无常的可悲了，而无常对人类的威胁，则又是五分穷达与贵贱的，因之诗人对无常的威胁所感受的深浅，实在并不在其身世之穷达，而只在其感觉之锐钝。大晏正是一个锐感的诗人，所以他的身世虽达，而他在词中所流露的一份“无常”的伤感，却是与其他不达的诗人同样真实也同样深切的。只是诗人之伤感虽同，而其伤感的情调则不尽同，即以与大晏的作风最相近的冯、欧两家来与之相较，其间也颇有不同之处。我以为在正中的伤感中，有着执着的热情；在六一的伤感中，有着豪宕的意兴；而在大晏的伤感中，所有的则是一种旷达的怀抱。我们现在试举大晏的几首词来看：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滴泪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采桑子》)

　　秋露坠，滴尽楚兰红泪。往事旧欢何限意，思量如梦寐。人貌老于前岁，风月宛然无异。座有嘉宾樽有桂，莫辞终夕醉。(《谒金门》)

　　湖上西风斜日，荷花落尽红英。金菊满丛珠颗细，海燕辞巢翅羽轻，年年岁岁情。美酒一杯新熟，高歌数阕堪听。不向尊前同一醉，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破阵子》)

　　在这几首词中，《采桑子》的“时光只解催人老”，“滴泪春衫酒易醒”与《谒金门》的“往事旧欢何限意，思量如梦寐”，这几句所表现的自然都是伤感之情，然而《采桑子》的末一句“何处高楼雁一声”。却结得如此其超脱高远，《谒金门》的末二句“座有嘉宾樽有桂，莫辞终夕醉”，则又结得如此其通达放旷。至于《破阵子》一词之“湖上西风斜日，荷花落尽红英”，与“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所表现的自然更是极真切的无常的哀感，然而大晏却偏偏在中间加上了“美酒一杯新熟，高歌数阕堪听”的慰安。由这些词句，我们可以看出大晏在现实的无常的悲苦中，虽然也不免于伤感，然而他却既有着安于现实的达观，也有着面对现实的勇气。若以之与冯、欧二家相比，则正中所表现的执着，如其“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鹊踏枝》)诸句，对悲苦的现实只不过有执着的热情；六一所表现的豪宕，如其“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玉楼春》)诸句，对悲苦的现实只不过有遣玩的意兴；而大晏在旷达的情怀中，却隐然有着处置的办法。这一种伤感中的旷达的怀抱，是大晏这一位理性诗人的性格与修养的最好表现。所以大晏的伤感，在他的词作中，既没有形成凄厉之音，也没有发为决绝之词。伤感，在他的《珠玉词》中，只是给那些温润的珠玉染上了一种淡淡的凄清的情调。这一份凄清的情调，使得他的温润的珠玉更加了一份纤柔婉秀，因而教人看了也更加觉得眩目怜心。这正是《珠玉词》的风格上的又一种特美。

　　至于大晏词第四点特色，则是昭昭在人耳目尽人皆知的两种好处，这就是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而不纤佻。关于这两种好处，前人述及之者甚多，我现在随便摘录两条做为佐证：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吴处厚《青箱杂记》)。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一作会)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张舜民《画墁录》)

　　以上两则，分别说明了大晏不鄙俗和不纤佻的两种好处。这两种好处虽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我以为它们却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写其精神而不写其形迹。一般说来，人们对事物感受的态度，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感官去感受的；而另一种则是以心灵去感受的。以感官去感受的人，所得的大多是事物的形体迹象；而以心灵去感受的人，则所得的大多是事物的气象神情。即以富贵而言，譬如现在有两个人，一同进入了金张之第，则以感官去感受的一个人，其所见者乃但为金玉锦绣诸富贵之物质。而以心灵去感受的一个人，则其所见者乃为博大高华的富贵之气象。又如以而言，方二人携手并肩之际，以感官去感受的一人，则其所感者但为相携相并之双手与双肩，而以心灵去感受的一人，则其所感受者，实在已不复是身体上的相并相携，而乃是精神上的深合密契。也许那一种气象上的博大高华之感，也是经由物质上的金玉锦绣而来，而那一种精神上的深合密契之感，也是经由形体上的相并相携而得，只是对于以心灵去感受的人而言，那些感官上的感受，实在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接触的媒介而已。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既然已经得到了心灵上的感受，则那些感官上的物质与形体，便已被遗忘而不复存在了。这其间的取舍，丝毫没有勉强与造作，而纯出于自然。大晏之不用金玉之字，不为纤佻之语，那正因为大晏的天性是近于后者的缘故。现在我们试举他一些写富贵与写的词作为例。写富贵者，如其《浣溪沙》之“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人凉波”，《踏莎行》之“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玉楼春》之“朱帘半下香销印，二月东风催柳信，琵琶旁畔且寻思，鹦鹉前头休借问”，这些词句，皆所谓不言金玉而自有富贵气象者，正如《能改斋漫录》所载晁无咎云：“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至于写者，如其《诉衷情》之“此情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踏莎行》之“樽中绿醑意中人，花朝月夜长相见”，《破阵子》之“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若以这些词句与柳永《定风波》之“彩线慵拈伴伊坐”，《菊花新》之“欲掩香帏论缱绻”诸作相较，则大晏正所谓“虽作艳语，终有品格”，因为大晏所唤起人的只是一份深挚的情意，而此一份情意虽然或者乃因儿女之情而发，然而却并不为儿女之情所限，较之一些言外无物的浅露淫亵之作，自然有高下、雅鄙的分别。而其形成此一差别的缘故，则正是因为一者是写其心灵上的感受，而一者则是写其感官上的感受。所以大晏之不屑于琐琐记金玉锦绣，喋喋叙狎昵温柔，大部分该是由于他的天性使然，至于他的富贵显达的身世和环境，当然也有着颇大的影响，但如果以为他之写而不纤佻，乃是如宛敏灏君所说的，只是由于“观瞻所系”的有心的规避，那就未免浅之乎视大晏了。

　　除以上四点特色外，我还想作两点补充的说明。其一是《珠玉词》中有一部分祝颂之词，这是最为不满大晏的人所据为口实，而对之加以诋毁的。祝颂之词之易流于俗恶，自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大晏位居台阁，应制唱酬之间当然免不了有一些祝颂之作。这些词在《珠玉词》中自非佳作。然而我却以为若以大晏之此类作品，与其他一般人的祝颂之作相较，则大晏仍有他的可喜之处。如前文所言，大晏所写之事物及情感，多以气象神情为主，而不沾滞于形迹，所以大晏所写的祝颂之词，也绝没有明言专指的浅俗卑下之言。他只是平淡然而却诚挚地写他个人的一份祝愿，且多以大自然界之景物为陪衬，而大晏对自然界之景物又自有其一份诗人之感觉，所以大晏所写的祝颂之词，不但闲雅富丽，而且更有着一份清新之致。如其祝寿词之《蝶恋花》：“紫菊初生朱槿坠。月好风清，渐有中秋意。更漏乍长天似水，银屏展尽遥山翠。绣幕卷波香引穗。急管繁弦，共庆人间瑞。满酌玉杯萦舞袂，南春祝寿千千岁。”又如其歌颂天子之《拂霓裳》：“笑秋天，晚荷花缀露珠圆。风日好，数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捧觥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这些词虽然并没有什么深远的含意，然而在感觉与情致方面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何况在人之一生中有些欢乐美好的日子和生活，原也是值得歌颂的，我们又何可一概诋之为俗恶。这是我对大晏词要补充说明的第一点。

　　至于另一点我要补充说明的，则是在《珠玉词》中有一首风格颇为例外的作品，那就是大晏题为《赠歌者》的一首《山亭柳》词。现在把这首词抄在后面：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大晏词的风格，一向都表现得圆融平静，而这首词却偏偏写得声情激越、感慨悲凉；大晏词一向都不曾加冠标题，而这首词却偏偏有个《赠歌者》的题目。这两种例外的情形，同时发生于一首词之上，这是颇可玩味的一件事。要想解答此一问题，我想我们该对大晏的性格和生平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大晏在词作中所表现的闲雅的风格和旷达的怀抱，确实显示出了他的一份理性的修养——平静而有操持。然而在史传中，对他的性格却也有着另一面的记载。《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累典州，吏民颇畏其悁急。”又欧阳修之晏殊的神道碑序亦云：“公为人刚简。”而《四库提要》评其《珠玉词》则云：“殊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大晏确实有着理性的操持，这是不错的；大晏也确实有着刚峻的个性，这也是不错的。而他在词中所表现的婉丽，就正是他的刚峻的个性透过了理性的操持所达到的一种矛盾的统一、复杂的调合的境界。所以他的词有證明之美，而无单调之失，有圆融之美，而无颟顸之病，正如日光七色之融为一白。这正是大晏词的一贯的风格。惟是日光若经折射，则仍可见其七彩的本色；同样的，大晏在遇到拂逆挫折时，也往往会表现出他的另一面的刚峻的性格，而且极为激动。如《宋史·晏殊传》载其为枢密副使时，曾“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太后旨。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又《画墁录》云：“张(先)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浓”，今日却来此事公事。”’我们对大晏这一面刚峻激动的性格有了认识后，再来看这一首《山亭柳》词，就会觉得这首词中所表现的感慨激越，不但并非例外，而且正是必然的意中之事。这首词虽然题名为《赠歌者》，然而郑骞《词选》却认为它乃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作，又说：“此词云‘西秦’、‘咸京’，当是知永兴军时作，时同叔年逾六十，去国已久，难免抑郁。”这是一段极有见地的话。大晏自14岁以神童擢秘书省正字，至54岁罢相以前，在仕途上都可说是顺利而且得意的，但自54岁罢相后，则出知外郡将近十年之久，而以永兴为最远。又据《宋史·晏殊传》云其罢相乃由于“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颍州。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是晏殊既以非其罪的罪名被罢相，又出知外郡既久，这种种拂逆挫折，使他在词作中露出了刚劲激动的另一面性格，原该是极自然的一件事。只是这一首《山亭柳》词，还有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它的题目是《赠歌者》。从大晏晚年的遭遇与这首词中所表现的感情来看，谓为浇自己胸中块垒之作，当是无可置疑的事，只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借他人之酒杯，找一个《赠歌者》的题目呢?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则该是仍然由大晏一贯的理性的修养所使然。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同样是滴满鲜血的作品，有些人则喜欢将自己血淋淋的伤口显示给别人看；但有些人则不然，他们宁愿将自己的伤口隐藏起来，而把他们所滴的鲜血、所受的伤害，都只借着一件不相干的故事，做间接的叙述，这正是做为一个理性的诗人的特色。他们常想保有一份感情上的余裕，因此，大晏也借《赠歌者》的题目，先把感情的距离推远了，然后才能无所顾忌地将他的感慨抑郁借着别人的故事而发泄出来。同时我还以为这首词的题目并不是由臆想加上去的，而该是确有一位歌者，而此歌者之身世，则曾唤起了大晏的深切的共鸣，于是郁积已久的情怀乃因之一泄而出。这种机会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我们在大晏其他的词作中，并不容易看到这一种感慨激越的情调，这正因为大晏不容易遇到这样可以借端发挥的好题目的缘故。而毫无假借的揭露自己的创口，则又是大晏所断乎不肯做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首风格例外的作品，不但不能使大晏的理性的诗人的基础动摇，而且反更多了一层有力的证明。这是我所要补充说明的第二点。

　　最后我想模仿王国维先生引词人自己的词句评词的办法，为此文作一结束。大晏的词，圆融平静之中别有凄清之致，有春日之和婉，有秋日之明澈，而意象复极鲜明真切，这使我想起了大晏《少年游》的几句词，因仿王国维先生之言曰：“霜前月下，斜红淡蕊，明媚欲回春”②，同叔语也，其词品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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