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先贤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魂宝，这些经典之作，历久不衰，万古常新。它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精英，滋润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田，使他们成为爱国、爱民、爱大自然、爱生活的正道直行的人。  

　　正是因为如此，处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人们十分重视少年儿童道德品质的培养，知识能力的拓展。人们也充分认识到国学启蒙教育，会成为少年儿童终生享用的精神财富。因此，民间出现了不少类似私塾的读经热，读经夜校，有的学校开了国学课，不少家长自行给孩子增补了读经内容。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而今参加读经活动的人数已超过八百万，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影响之广泛，之深远，之巨大，已见端倪。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我国古代的读经活动，借鉴一些可行有效的方法，还是有必要的。

　　古代孩童读经读的是什么书？有“四书”、“五经”；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义》、《弟子规》、《孝经》等启蒙读物；还有如唐诗宋词、《左传》、《史记》等。  


　　为什么倡导孩童读经呢？因为二三岁至十四五岁的孩童，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记忆力强，所学即印，耳濡目染，先入为主，潜移默化，陶冶心性，开启智慧，蒙以养生。十四五岁以前的孩童，对知识的吸附力犹如海绵吸水一样，极为强大。 

　　私塾是古代孩童读经的圣地。开学的那一天，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而后再拜私塾先生，三叩首。礼成，要设宴款待老师。这以后，每日清晨，当学生还睡眼朦胧时就要到校，先得给孔子牌位行叩首礼，然后再回到各自课桌做功课。 

　　私塾先生开讲，先前是有的以《论语》开篇，有的以《诗经》开篇，后来以《三字经》开篇，然后再续讲其他内容。有的私塾先生只教字的读音，然后讲，学生念、写、背记。这类私塾先生强调念、写、记背，他们认为学生不懂不要紧，只要读的是好书，尽管读，尽管背，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的增多，原来不懂的，会自然而然“悟”出其理，解出其义的。 

　　私塾先生讲经时，先生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念完一段，再重新念一遍或几遍。先生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读，学生们学着先生摇头晃脑地放声念。这边晃边读的过程，不仅使学生的身心放松，有时也给孩子们带来乐趣。

　　每天上新课前，学生得背头一天教的东西。背诵，还得纯熟，最好是滚瓜烂熟。背得不熟，要挨批评；背不下来，要挨罚。轻者罚站；重者，学生要伸出小手来，挨竹板打手心；有时先生用藤条抽你，学生苦不堪言。在先生的要求下，大多学生都能背记不少经文，这些孩童背记的东西，使他们终身受益。 

　　很多著名的学者，他们孩童时期都大量背记名著。鲁迅小时候就能背《钢鉴》(周作人谈)，茅盾能背《红楼梦》(郑振铎验证)，胡适九岁之前就已熟记“四书”、“五经”，周祖谟能背《汉书》(自点明)，陆宗达能背《左传》(笔者亲验)，钱穆九岁能背《三国演义》(据《八十忆双亲》载)。张恨水在《山窗小品》中讲，他十四岁之前就能背诵《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诗经》、《千家诗》、《礼记》、《左传》等著作。这些现代名人的成功，与他们孩童时期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私塾还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做“对课”，就是教学生对“对子”。鲁迅先生的私塾先生寿镜吾出了个上联：“独角兽”，当有的同学以“四眼狗”回对引起哄堂大笑时，鲁迅以“比目鱼”补下联，博得寿老先生的赞扬。又如，六岁的张恨水以“十个石榴”对了老师的上联“九棵韭菜”，对得十分巧妙。

　　每月逢五之日(即阴历的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学生必须交一篇作文。文不拘长短，私塾先生亲自批改，有时还讲评一番。这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很有帮助。 

　　私塾的读经，有时也是很枯燥的，有时也会引来调皮的学生和私塾先生开玩笑，搞恶作剧。如：把上厕所当做对刻板学习的一种“解放”。学生在念书时提出上厕所，借“上厕所”逃出教室，在厕所里休息，玩耍。于是学生们纷纷提出要上厕所，有的学生竟在一个上午“大”十二三次。后来先生发明抽签轮流上厕所，前一个不回来，后一个就不许去。于是学生之间展开了抽签大战，甚是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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