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直门立交桥的西南角儿，有个田记茶馆。圆桌方凳，粗瓷壶大碗茶，兼卖自制的果脯蜜饯，还有自泡的药酒和小菜。茶份儿三块钱，单喝碗茶三角。像这样的茶馆，可以说是京城茶馆的“绝唱”了。田记茶馆的老掌柜田启隆告诉记者，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几年以后的东直门脸儿将要建成地下地上三层纵横交错的交通枢纽。到那时，人们也许不会记得这个曾经让路人打尖歇脚，聊天解闷的大茶馆了。说到这儿，这位86岁老北京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怅惘的神情。

开一个让平民百姓落脚打歇的茶馆，是田启隆老爷子多年的梦想。很难想象这个看上去像简陋大棚的茶馆，凝聚着老人大半辈子的心血。“没辙，谁让我喜欢茶馆呢。”老人用平和的语气对我说。

在田记茶馆的墙上，很有意思地挂着两个营业执照。一个是玻璃框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个体经营执照。另一个是用小木板钉的，像是木匣的盖，上面贴着的纸已发黄，斑驳陆离，但字迹可现，这是老北京摆“浮摊”的月票，也就是允许在路边设茶摊的“营业执照”。

这两个新老北京的营业执照，可以说是田老爷子几十年开茶馆的写照，当然，用不了多久，它将成为老人的纪念。因为眼下的田记茶馆，只要政府的拆迁公告贴出来，将会永远地封存在田老爷子的记忆中了。

田启隆在旗，正黄旗，祖辈在北京住了250多年，可以算是地道的老北京。“正黄”属上三旗，老爷子的祖辈肯定是非常显赫的大宅门。但是到了他爷爷那辈家道中落了。他爷爷在有皇上的那会儿，就当了轿车的车夫。这种轿车是骡子拉的，能坐五六个人。干到中年，他爷爷在离东直门的城楼子往西20米左右的路南开了个大茶馆，取名田记。这个茶馆的门脸不大，两个条桌几个板凳，摆着壶茶碗茶，进城赶脚的人打歇解渴。这个茶馆后来由田启隆的父亲接手，以后又传到他这儿，一直开到北京解放。

这辈子就想开个大碗茶馆

老北京的茶馆大概其有这么几类：一类是大茶馆，门脸儿不小，备有茶份儿，高末、大方、龙井、毛尖，品级不一。就是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里王掌柜开的那种。一类是书茶馆，备有书物，您到这儿泡壶茶，能听评书、听大鼓、看杂耍。此外还可下棋聊天。还有一类叫二荤馆，就是既可喝茶聊天，又能添几样小菜，喝二两。此外还有一类叫野茶馆，这类茶馆多设在郊外和城乡结合的城门脸儿，供进城的人歇脚喝茶。田记老茶馆大约属于大茶馆和野茶馆之间。老年间北京的茶馆不讲体面和装潢，茶座儿简陋，茶份儿很低，是平民百姓常来常往的地方。

40多年前，内城还有城墙和城门楼子，出东直门就算城外了。田老爷子对记者回忆道：“东直门外的故地和菜园子多，进城赶脚的和出城办事的，走到茶馆门前，喝碗茶解解渴，撂下几个大子儿的钱，接茬儿赶路，出殡的杠夫路过这儿，也喝碗茶，喘口气。我们家开的茶馆实际上就起为过路人解渴的作用。”

北京解放以后，田老爷子家的茶馆撤了。他先后在运输合作社蹬过三轮，送过牛奶。但是开茶馆依然是萦绕在他心里的一个梦。这个梦在“文革”中成了泡影。田老爷子怎么也没想到红卫兵会抄了他的家。田家在解放前可以说是典型的城市贫民，他的家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抄。但红卫兵还是拎着皮带进了他家。事后，田老爷子反省，这一“难”皆因自己的脾气硬、耿直加上北京大爷劲儿所致。抄家以后，还把老爷子轰到了农村。那年头，兴起一股“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风。既然老头没有正经工作，却有两只手，当然就不能让他在城里吃闲饭了。他带着老伴和仨女儿被发配到北京地图的最北端怀柔县喇叭沟门孙栅子落了户，在这个小山村一呆就是十多年。这位在京城住了20多代的老北京想起这一段，不禁老泪潸然。

1979年7月，田老爷子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他的冤案被平反，政府给他的两个孩子安排了工作。问他想干点什么？他说自食其力，要干个体。其实他脑子里转悠着开茶馆的念想。“这么多年，我就想开一个能喝大碗茶的茶馆。”他对记者说：“还是在怀柔农村的时候，我来北京办事，渴得要命，想找一个喝口茶的地方，就是找不到。我当时就想，能把我们家的老茶馆恢复起来该多好呀。”全家迁回北京不久，他给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谈了他想开茶馆的想法。想不到，一个平民百姓的信会有回音。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找到他，想方设法圆了他的梦。1980年5月，田记茶馆在东直门内大街药王庙前开了张，说是茶馆，其实是一个三轮车支的茶摊，专卖大碗茶，2分钱一碗。没想到挺受过路的行人欢迎。一年以后，北新桥街道又帮老爷子在药王庙前支起了茶棚，再往后又建起了门脸儿，小茶馆能摆几张桌子了。

摆起八仙桌来的都是客

田老爷子没正经念过书，但他的记忆力惊人。他是在东直门内大街长起来的。奔90的人了，依然能回忆起解放前这条大街南北两侧的店家铺号，连掌柜的姓名，是哪儿的人都记得一清二楚，简直是“活地图”。像那些地道的老北京一样，老爷子很文明，他不动烟酒，也不会打牌下棋，开茶馆也讲究“文明”二字。茶馆备有酒菜，但墙上贴着“酒要少喝，不过三两。”“三不卖”：蹭酒、过量、泡酒不卖。不能在茶馆聊“下三路”（即黄色）等告示。夏天到他这儿喝茶的人光着膀子，老爷子也要劝告人家最好穿上背心。残疾人、有困难的人到这儿吃茶不要钱。老爷子身子骨倍儿硬朗，也爱张罗事。1982年被选为北新桥街道的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会长。还有幸出席了北京市个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接见。

您甭看他的茶馆条件简陋，到他这儿喝茶的有不少是有头有脸的人。著名作家邵燕祥曾是茶馆的常客。田记茶馆的招牌就是邵先生写的。有一次邵先生出门办事，路过田老爷子的茶馆，赶路走得口干舌燥，一杯香茶进肚，顿时让他神清气爽。邵先生突生感慨，为茶馆写了首诗：车尘汗马觅瓜棚，安得清风树下生；多谢一壶茶当酒，西窗不觉夕阳红。现在这首诗被田老爷子用镜框装上挂在了茶馆的墙上。田老爷子对记者说：“瑞士、德国、俄罗斯、日本大使的夫人和工作人员也在我这儿喝过茶。以茶会友，有些到我这儿喝茶的茶客成了我的朋友。一位姓朱的南京老人，来到北京办事，到我这儿喝过茶，回去以后念念不忘，经常跟我通信，大老远的还给我寄茶叶。”

当然，田记老茶馆成了一些老北京谈天说地的地方。花两块钱泡壶茶，在这儿聊半天，成了这些老人晚年的一乐儿。茶客中老北京占了一半。不过，田老爷子开了10多年茶馆，前后脚儿“送”走了一百多位上岁数的老茶客。他不无伤感地说：“常到我这儿喝茶的有位爷，从前在天桥耍中幡，外号‘开路成子’，我们老哥儿俩头天还聊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脑溢血‘没’了。跟我一茬儿的老人没几个了。”

是呀，像田老爷子这样开茶馆的人，在京城也不多了。

马上要拆迁了上哪儿再开茶馆

田老爷子的老伴张淑英也在旗。夫唱妇随，这么多年，她一直跟着老爷子操持茶馆的事儿。她克勤克俭，干净利落，是典型的老北京妇女的形象。张大妈能做一手精制的家常小菜，玫瑰枣、干酪、果子干、豆酱、麻豆腐、芥菜墩、八宝菜，让茶客们津津乐道。

两年前，北新桥街道整顿东内大街市容，田记茶馆拆了，搬到了现在的地方。门脸儿比原来小了，条件更加简陋，但喝茶的茶客仍然络绎不绝。不过，这地方马上要拆迁了。田老爷子对记者说：“我的最大心愿是想把茶馆办下去。可是拆迁之后，在城里找个地方很难，现在城里的房租太贵，我开的这种能喝大碗茶的茶馆赚不了什么钱，开了这么多年茶馆，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看来，我的茶梦也要随着茶馆的拆迁而结束了。”眼下，北京的茶馆很多，不过，大都是装潢高档、茶份儿在几十元到几百元的。像田记茶馆这种花块儿八毛就能泡壶茶的地方可能不会再有了。因为这种茶馆的确是赔本赚吆喝。但是，赶脚的路人是多么希望在京城多几处这种能歇歇脚喝口大碗茶的茶馆呀！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发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很无奈的事。尽管许多老北京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一天一天地消失，老式的茶馆也逐渐被时代湮灭，但我们咂摸起京味来依然对它感到留恋。田启隆老爷子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吆喝。他底气很足，能喊出几十样老北京贩夫走卒挑挑儿的推车的吆喝声。他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表演过吆喝。在采访快结束时，老爷子给记者吆喝了几嗓子，悠远绵长的吆喝带着浓浓的京腔京韵，在小茶馆的四周回荡。这回肠荡气的吆喝声很难在街面上听到，算得上是世纪绝唱了。他的老茶馆难道不算是“绝唱”吗？一旦把它拆了，在京城的地面上，到哪儿还能见到它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