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出现茶馆最早的国家，这里所说的茶馆是指过去的茶肆、茶坊、茶楼、茶寮等，是属于传统的那种饮茶场所，非指时行的茶艺馆、茶道馆、红茶坊以及公园、剧场中的茶座那种现代的茶馆。
    据考，最早的茶馆始于东晋，当时是以茶摊的形态出现，到了现南北朝时，出现了供喝茶兼住宿的茶寮，唐代经济繁茶、商业发达，推动了茶馆的发展，长安、洛阳等大中城市都出现了“茶肆”。从这些古代文学笔记及古词语来看，它至少在唐宋年间已经相当普及了，已有“酒肆、茶肆”的词汇出现。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茶肆”的描绘。“酒楼茶肆”成为宋元明清小说中反映都市场景常用的一句习语。
    提起中国的茶馆，便想起法国的“沙龙”（salon）来，有相似之处，但又不不同之处。沙龙产生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是提供少数艺术家、文学家喝咖啡、谈艺聊天的地方。因此“沙龙”的法文解释是“客厅”，意即供客人谈天的地方。她们以高雅艺术为标榜。中国的茶馆则不然，它历史悠久是属于大众的，向社会开放、休闲聊天的场所。这与“沙龙”恰成相反，前者高贵，后者世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茶馆是一个雏形的社会，老舍笔下的《茶馆》，就是这样的典型。中国的茶馆是反映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而沙龙则是象牙之塔，她们傲慢于世俗，以清高自居。
    此外，茶馆与沙龙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便是茶馆是以茶为品尝对象，而沙龙则以牛奶、咖啡为品尝对象，两者在精神情趣上是截然不同的。茶的品种之多，因地而异，养成了茶客们精于品茶的本领，并且对水质有严格的鉴别，甚至达到了神奇的化境，但这又是符合科学的，是长期实践积累而得出的。因此茶的品饮有着很雅趣的情致，这种情致是沙龙所不备的，它们是咖啡可可加牛奶，简单得很，而且程式化，几乎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中国那么多名堂，茶馆讲究雅趣，品茶有其道，以致成为一门学问，名之谓“茶道”“茶艺”，并有《茶经》那样的巨著产生，这是中国茶文化的特点，这也是沙龙所没有的。
    中国的茶馆接纳四方来客，是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场所，后来为了迎合士大夫们精神贵族的心理需要，同酒楼一样设置了“雅座”，以示他们清高的身份。但不论文人雅士还是走座引在卖浆之流，但他们在品茗休闲之余同样需要娱乐、需要有精神上的享受，于是在茶馆开始有了书场，有了弈棋弹唱，这大概从宋朝就有了“说书人”，这就是说通俗历史故事的艺人，北方称评话，后来发展的南方就是评弹、曲艺，这种演艺当时新兴的评话，只是口头相传授，没有脚本，后来经文人整理就称为“话本”，这些话本来自史书与稗官野史，是虚实相结合的，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话本经过历代文人不断修改、补充、润色、最后定稿，终于诞生了伟大的四大古典名著。可以说中国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诞生于茶馆的，它是通俗文学的发源地，当中国文学建立了一个伟大里程碑。
    茶馆中设书场，为艺人提供演艺舞台，也给茶人带来娱乐，两者有机结合，这是茶馆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创造。我们今日在茶馆中依然能见到的评话、曲艺正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茶馆文化的遗迹。这是值得我们今日的演艺界重视和继承发扬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中国的酒肆始于何时待考证，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便是茶馆与酒肆给人带来的氛围和情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宁静淡泊、清静安逸。饮茶者大多淡薄于名利，对于人世间的烦恼患得患失能怡然处之，精神上有较好寄托，而酒肆熙来攘往，缺少了一份宁静淡泊的气氛。酒肆中不令失意之士，他们有强烈的喜怒哀乐与欲求，好持酒使气。他们饮酒有的是为了“浇愁”，为了“麻醉”，为了寻找“刺激”。而酒肆正是他们“发泄苦闷”最好的场所。
    诗人李白因功名不就而醉卧长安酒肆。曹操咤叱风云、挟天子以令诸侯，拥兵百万，位极人臣，但都掩不住他们胸中的一份愁绪，曹操作《短歌行》抒发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孤独苦闷心情，依然不能超脱。即令“三千宠爱在一身”居万人之上的杨贵妃，在醉酒之下，也捺不住好身在深宫的红颜哀怨。一出京剧《贵妃醉酒》充分流露了她内心的苦闷。虽然这都是酒力的麻醉使他们失态忘形，但他们的愁绪说明了他们的人生倾向，何以有这么多的人选择了“杜康”，沉缅于酒的王国？岂不闻“酒不醉人，人自醉”吆？这是值得深刻思考的，酒与茶的两大归宿，可以说是人们在文化上的分野，这里也检验着每人的性格与后天修养，嗜酒者有性格因素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后天养成的，也即是文化因素，受教育的程度和环境因素造成的。
    嗜酒者往往是信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向往酒醉沉迷的生活，不大注意养生。而茶道者们比较清醒，从不自暴自弃，很有节制他们注意休养性、很有点老庄哲学的味道，倾向于清净无为，对功利看得淡薄。而茶馆正好适合他们过闲情逸致的生活，这无疑为茶馆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文人雅叙创造了个自然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社团――文学研究会，便是诞生于北京的茶馆“来今雨轩”，其人员有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锋、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耿济之、孙伏国等。在此前南开大学周恩来、邓颖超等成立觉悟社办《觉悟》刊物也是在“来今雨轩”进行聚会等活动。
    可见在旧时代，比较成格局的茶馆都是文人们乐于聚会的场所，是茶馆营造了一个文化环境，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茶馆不仅孕育了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同时也陶冶了中国人的情操、典雅、含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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