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茶馆，在天桥只有福海居一家(即王八茶馆)。该书馆最发达，前为清茶馆，提笼架鸟、闲散阶级人物到那喝清茶，后为评书馆，不卖清茶，所上的茶座都是好听评书的。北平这个地方，评书茶馆共有七、八十家，王八茶馆，屋内宽阔，有三百多书座，为书馆之冠；说书先生挣钱最多的，亦属该馆第一。王八茶馆虽能挣钱，艺术要求高超，第一路角色才能上的住一转儿(每两个月为一转儿，过期改换新角)，第三、四路角色皆畏而不往，第二路角色亦常有磕出去做不到一转的。在清末时，该馆能叫座的说书演员为：王致廉、王杰魁、田岚云、杨云清、张志兰、群福庆、张诚斌；民国以来，在该馆能叫座的说书演员，为陈士和、潘诚立、张少兰、袁杰亭、袁杰英、金杰丽、品正三、刘继业、阎伯涛。最近评书界的老人物相继去世，后起无人，人才缺乏。在该书馆能挣钱、能叫座的，只有品正三、刘继业、阎伯涛、刘继云数人。王杰魁、袁杰英为评书最有声望的角色，亦因读馆的生意难做，辞了...

茶馆:是国人专门用作饮茶的场所，也是人们休息娱乐，买卖交易，问讯议事的地方，可谓老小咸宜，男女毕至的好去处。客人们来到茶馆，泡上一壶茶，"摆开龙门阵"，啜茗清淡，好不安逸。在茶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们不论职位高低，不分财产多少，大家一起喝茶，国事、家事、心头事，无所不谈。茶馆可称得上是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茶馆，这种称呼多见于长江流域一带；在两广及海南等地，多称为茶楼；北方的京津等地，也有称作茶亭的。在历史上，还有茶寮、茶坊、茶肆、茶园、茶社、茶屋、茶室等称谓。虽然称呼有别，但形式和内容大抵相同。我国的茶馆，由来已久。在《广陵耆老传》中曾谈到一个神话故事。"晋元帝时(317-322年)，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与现今的茶摊十分相似。南北朝时，又出现供喝茶住宿的茶...

自古以来，品茗场所称之为“茶寮”、“茶室”、“茶肆”、“茶坊”、“茶屋”、“茶楼”、“茶摊”，以及如今盛名称呼的“茶馆”。各谓各异，但内容却大同小异。“茶寮”，也可叫“茶室”。一般是指个人专辟的煎茶、品茶，乃至于读书的“斗室”。这种“茶寮”，唐代已有。唐宣宗年间，洛阳有一和尚活到130岁，平时特别爱饮茶。宣宗问何药能如此长寿，僧答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惟嗜茶，凡履处惟茶是求，或遇百碗不以为厌。”（《旧唐书・宣宗本纪》）宣宗将他留下，住在京城保寿寺。他日常煎茶、饮茶的小房子，就称之为“茶寮”。明代杨慎《艺林伐山》：“僧寺茗所曰茶寮”。“茶馆”，追其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唐代开元年间，乡镇中有煎茶出卖的店铺，投钱取饮，这是“茶馆”的初级形式。到了宋代，以卖茶水为业的茶场以十分普及，特别是南宋京城的临安（今杭州市），茶坊林立，且大的茶坊陈设讲究，挂有名人书画，插有四时鲜花，同时兼卖“擂茶”和...

京剧是国粹，茶文化同样也是国粹。老北京的茶馆，是一种市民气息很浓的茶文化―――跟文人雅士的茶道稍有区别。茶道，说起来太高深了，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方能得其道。明明是喝茶，偏偏雅称为“品茶”，似乎在品尝人生的滋味。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老北京的茶馆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是清净之地，常常是喧哗且热闹的。这跟北京人的性格有关：他们怕冷清，爱交流，尤喜扎堆儿聊天(或叫侃大山)……茶馆便提供了这样一块谈天说地、呼朋唤友的社交场所。

我国历来有"最大的茶馆在四川、四川最大的茶馆在成都"的说法。旧时成都最大的茶馆有三厅、四院之巨，设茶位达一千余只之多，蔚为壮观。成都人喜爱喝茶，茶民之普及、嗜茶之程度超过了驰名中外的产茶大省、四川的紧邻--云南省。成都人早起清肺润喉清茶一碗；酒后饭余消食除腻清茶一碗；劳作之余解乏提神还是清茶一碗；三二至好海阔天空也是清茶一碗；亲朋邻里消释纠纷当然也是清茶一碗。成都无论市区、乡镇、闹市、野外，大者茶馆，小者茶摊，比比皆是。仅有音乐伴茶的"音乐茶座"就有数百家之多。直至现代生活快节奏的今天，成都人的"闲气"仍在，"好茗"依旧。据说每年消耗的茶叶数量就达数万吨之多。（1）旧成都的老茶馆成部旧有很多老茶馆，大多为老年人占据。清晨就有顾客光顾，有的老人一边喝茶，一边还叨着一米长的烟杆。烟头熄了，将打火机揿在地上，似钓鱼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