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做编辑的朋友嘱我写一篇谈诗的文章，我一直没有动笔。说真的，这两年我对诗歌越来越感到困惑和迷茫。每每忆起当年自己那些关于诗的慷慨陈辞，总有一种羞愧感，我越来越意识到，对于诗，我们许多人仍限于一种表层的理解。也许我们太急功近利，太注重形式的标新立异和流派的分野，而忽略了诗歌最本质的一些东西，以至我们刚刚拓展的目光又被我们自己划定的藩篱所封闭。那些争雄一方的旗帜，那种近乎手淫一般的自我陶醉，使我们失去了诗歌本质的通道。蓦然回首，我发现我们许多自以为献身诗歌的人却仍被关在诗外，诗仿佛离我们更远了。我们的头顶被一种悲剧的弧光所笼罩。

　　这使我想起一件小事，有朋友从成都给我寄来一包刚出厂的特级茉莉花新茶，冲泡之后香气扑鼻，饮之则沁人肺腑。适逢几个弄文的朋友来访，便以之待客，熟料朋友饮后并不以为然，并声称非砖茶不饮。起初我迷惑不解，几块钱一斤的砖茶怎么能优过这上等的茉莉花？然而，细想之后忽茅塞顿开，原来这饮茶也受制于习惯，诸如闽粤人爱饮红茶，江浙人喜饮绿茶，四川人却好花茶，而一向以豪迈著称的西部人大都喜欢砖茶。我这几个朋友都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早已对砖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味觉习惯，难怪他们对名贵的花茶并不买账。所以对茶叶，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价格上判定对于一个饮茶人的价值，在这里“饮茶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我想起了品诗之道。读者之与诗歌作品和茶客之与茶，这种之间有颇为相似之处。几乎所有读者对一首诗作出判断的时候，无不从自己的欣赏习惯出发，凡符合自己口味的就是好诗，反之则一概否定。这种“欣赏习惯”是读者长期形成的一种审美标准。而这种习惯又往往受生活的时代、性格、文化素养等方面制约，从而决定了读者欣赏习惯的千差万别。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所有的人都能用科学的、公允的态度去对待诗歌作品，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去饮同一种茶一样。然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固守自己习惯的同时，应不应该尊重别人的习惯。我总觉得，我们应该对不合自己口味的东西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就像饮惯龙井的江浙人，没有理由去指责饮砖茶的西部人太粗俗，“龙井”和“砖茶”在价格上的差异并不决定两种饮客品格上的优劣。相反，他们各自从中获得的满足才是饮茶的本质。

　　我常想，任何一种诗歌形式之所以拥有一批读者，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对任何一种诗歌形式简单的否定都有失公允。早几年先锋诗人对传统诗歌不屑一顾的嘲弄，传统诗人对先锋诗歌的粗暴，都是中国诗人在欣赏层面上幼稚的表现。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欣赏习惯是不可观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坚守自己习惯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对异于自己口味的东西宽容一点，切不可随意否定，尤其做编辑的，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古人就特别推崇博采众长，纳百川而汇大海的精神。这需要胸怀，需要大气。时下，中国许多诗人就缺少这种胸怀。他们太爱表现自己，太喜欢唯我独尊，太喜欢做中国的诗歌老大；他们画地为牢，坚持一孔之见，决不容忍异己的力量存在；他们将旺盛的精力，不是用来去创作、去探索，而是苦心经营，人为的制造并不存在的所谓流派；他们不惜用文革红卫兵的方式拉山头、树旗帜，然后为争做老大而相互攻击。凡此种种，都源于一种狭隘心理。我想，中国诗人如果少点虚荣，少点自我膨胀，多点冷静和反思，中国诗坛的面貌一定会有很大改观。

　　我说不出一首诗应该怎样写，但是，我觉得你不管用何种手法，你都不能忽略诗歌最本质的那些东西。通俗地说，诗人在自己作品里应该创造一种特有的“味道”，就像绿茶有别于红茶。这“味道”是诗人向读者展示的一种品牌，它可清淡、可浓烈，酸辣苦甜皆成文章，读者就会从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气味”来辨别自己喜欢的作品。这就需要诗人对读者有一种宽容，世界上任何一位诗人，不论他的名气多大，都不可能获得所有读者的喜欢，我们没有权利去鄙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读者，诗人和读者之间需要时间沟通，如果你是金子，总有一天人们会认可你，反之，你本生就是鱼目，你天天骂读者白痴、弱智也无济于事。要相信读者的鉴别力和接受力，诗人对不理解自己读者应有一种绅士风度。

　　其实，读者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般人对一种新事物出现，差不多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心。当年的朦胧诗刚出现的时候，偌大个中国诗坛几乎容不下它，读不懂的抱怨席卷整个诗坛，然而，时至今日，凡操诗者，即使再保守的人，也会认为北岛的《回答》是首好诗。诗人和读者需要沟通，诗人自己必须先放下架子，现有一种诚意，才能获得读者的理解。那种一味埋怨读者低能，人为地制造阅读障碍，将读者拒于千里之外的诗人，即便你摆出再先锋、再高贵的做派，读者也不会买账，最终冷落的还是你自己。

　　因而，我认为无论诗人还是读者，都应从品茶中反思一二，即便一时还不能扬弃偏见，也应对异于自己口味的“味道”宽容一点，这或许有利于中国诗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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